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司法解釋意義重大

   2020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施行了《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同日，中國證監(jiān)會出臺了《關于做好投資者保護機構參加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相關工作的通知》。當天下午，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國證監(jiān)會聯(lián)合舉行新聞發(fā)布會。

　　同日晚，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發(fā)布了《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特別代表人訴訟業(yè)務規(guī)則(試行)》。

　　結合證券市場實際和審判實踐，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該規(guī)定，在證券市場投資者保護的角度具有的里程碑意義，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完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便利投資者提起和參加訴訟，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有效懲治資本市場違法違規(guī)行為，維護資本市場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該規(guī)定是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等法律的原則性規(guī)定基礎上細化的，共四章四十二條。

　　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47條已有了共同訴訟的規(guī)定，199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53、第54條也有了共同訴訟與代表人訴訟的規(guī)定，但都規(guī)定得很原則。因此，在199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和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fā)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使證券市場民事訴訟具有可訴性后，雖然虛假陳述民事賠償司法解釋第12條規(guī)定“證券民事賠償案件的原告可以選擇單獨訴訟或者共同訴訟方式提起訴訟?！?，但“共同訴訟”實際上語境指向是起訴時人數(shù)確定的代表人訴訟，立案時對共同訴訟管得較嚴，故長期以來在證券民事賠償訴訟的司法實踐中仍單獨起訴為主，而且一開始就在程序上面臨代表人訴訟實施困難的問題。

　　在證券民事訴訟早期，在司法實踐上，采取的做法有三種：單獨訴訟、“明示加入”且限定人數(shù)的共同訴訟(哈爾濱中院大慶聯(lián)誼案為100人、青島中院東方電子案為10~20人)、單獨訴訟合并審理(廣州中院佛山照明案一紙判決合并934人、上海一中院/上海二中院/上海金融法院依原告代理律師合并案號)，在技術層面修補了民事訴訟法中規(guī)定過于簡約的問題。

　　而出現(xiàn)變化的，則起于2019年，出臺的規(guī)章有：上海金融法院《關于證券糾紛示范判決機制的規(guī)定》、杭州中院《關于證券期貨糾紛示范判決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北京高院《關于依法公正高效處理群體性證券糾紛的意見》、上海高院《關于服務保障設立科創(chuàng)板并試點注冊制的若干意見》，創(chuàng)造性地推出了示范訴訟機制，上海金融法院并在方正科技案、上海普天案、中毅達案中展開了示范訴訟機制的試點。

　　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即九民紀要)第83條中專列了“選定代表人”的內(nèi)容。

　　而2020年3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九十五條第一、第二款規(guī)定了普通代表人訴訟制度(“明示加入，默示退出”)，第三款則作了證券糾紛審理專屬的特殊代表人訴訟制度的規(guī)定(“明示退出、默示參加”)。同期，出臺的規(guī)章有：上海金融法院《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機制的規(guī)定》、深圳中院《關于依法化解群體性證券侵權民事糾紛的程序指引(試行)》、南京中院《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程序操作規(guī)則》。在證券民事訴訟當下，在司法實踐上，杭州中院率先在五洋建設債券案中啟動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機制，接著，南京中院批量啟動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怡球資源案、輝豐股份案、澄星股份案、藍豐生化案)，而成都中院在2019年7月3日在華澤鈷鎳案中運用代表人訴訟機制進行了公示。

　　在此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在總結司法實踐的基礎上，2020年7月31日，頒布施行《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這個司法解釋揉合規(guī)定了兩種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制度，即普通代表人訴訟程序與特殊代表人訴訟程序，采用兩類司法管轄制度，實際上取消了前置程序的限制，故在中國證券民事賠償訴訟史及中國集體訴訟制度史上，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轉自：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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