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八記》：投注大地的深情

《江淮八記》斯雄著安徽文藝出版社

　　似乎很少有哪個省像安徽這樣南北涇渭分明，皖北平原舒朗平闊，皖中一帶山環(huán)水繞，皖南山區(qū)婉轉清幽。身為皖北人，因為長期生活在為皖之中的合肥，便常去黃山，因而對皖南的新奇而情有獨鐘，甚至對徽州的風物、人情、典故、地理能說出一點道道，也斗膽寫過幾篇與徽州有關的文章。

　　直到有一天，讀到一篇題為《安茶續(xù)香記》的文章，才知道皖南祁門縣有一種銷聲匿跡數(shù)十年后又浴火重生，并帶動當?shù)匕傩罩赂坏陌膊?，于是深為自己的孤陋寡聞冷汗涔涔?/p>

　　偏偏此文的作者斯雄先生生在湖北，單位在北京，五年前才來安徽工作。一個外省人能對安徽的掌故如數(shù)家珍，自己生長于斯卻一無所知，不免深感慚愧。如果不是自己的學識淺薄，那一定是斯雄先生目光如炬了。

　　這個答案在斯雄先生《江淮八記》一書的自序中可以找到?！吧碓诎不?，因為美好，因為緣分，確實常有一種愿薦枕席的沖動和感動。”這似乎就不是用眼界來觀照安徽了，更多的，應該是情懷。

　　如果說《江淮八記》是斯雄先生自愿薦給安徽大地的“席”，那么，兩年前他出版的《徽州八記》就該是柔情萬種的“枕”了。

　　在《徽州八記》中，斯雄先生先后寫了瑯琊山、凌家灘、石牌鎮(zhèn)、大通鎮(zhèn)、小崗村、花戲樓、科學島和淠史杭。從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存，到黃梅戲的源頭，再到農村改革的發(fā)軔、科技創(chuàng)新的基地，每一個地方，都是安徽文化的地標，合起來就是一部安徽文化和科技發(fā)展的簡史。

　　這很難。

　　我一直認為，長期浸淫在記者這個行當，記錄和求證的職業(yè)習慣會消磨人的藝術感觸，貼著地面飛行固然是一種姿態(tài)，但受限于飛行的空間。長此以往，重實錄而輕虛構，長于寫而訥于說，無論如何不能說不是一種缺憾。

　　但在斯雄先生的《徽州八記》和《江淮八記》中，一方面能夠看到作者對事與史追索的嚴謹，比如《中都城記》中，作者對鳳陽明中都的規(guī)制和設計、朱元璋在家鄉(xiāng)建都又廢都的原因，都進行了旁征博引，層層剝筍但又不輕下結論，卻讓讀者跟著他的思路會心一笑。這就是記者職業(yè)素養(yǎng)在文字上的純熟和機智。而另一方面，誠如祝華新先生所言，通篇都是白描式的優(yōu)美文字。在《宣紙記》中，宣紙藝人告訴他，手工宣紙至今仍不能為機制紙?zhí)娲?。對此，作者說，“這些總讓我想起小時候吃香瓜。老人們說，香瓜用刀切出來，不好吃；得直接用拳頭砸開，口感才好——是耶非耶？有科學道理嗎？實在說不清?！蔽覀冊陂喿x這樣的文字時，也能清晰感受到文字的靈動和思維的跳動。

　　嚴格意義上說，《徽州八記》和《江淮八記》都屬于非虛構寫作。這類書寫最難的是如何在“戴著鐐銬”的情況下跳出非同尋常的舞姿來。比如安徽的桃花潭、杏花村、明中都，其歷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風雅早被無數(shù)文人雅士一遍遍踏勘過，因此，跳出窠臼另辟蹊徑就有“刀口舔血”般的危險和不得不直面的挑戰(zhàn)。好在，作者秉承了記者本色，一路書寫下來如同造像，不虛美，不夸張，不故作高深，更不炫技抖機靈，更多的時候，作者像一個虔誠地行走于江淮大地的學者，用腳量，用眼觀，用筆記，用腦辨?？傊?，用求證的態(tài)度對待眼中的風物?！缎堄洝分凶髡呦群喴仡櫫思埖某霈F(xiàn)與演變，然后才把讀者帶到位于涇縣小嶺的安徽曹氏宣紙有限公司，一探宣紙制作技藝。這一路走來，文字才青翠婉轉，筆底才風起云涌。讓你面對一池桃花潭水，油然而生“雖謫仙往矣，然流水依然，裊娜風姿仍旖旎”的感慨。

　　在《杏花村記》里，作者開宗明義，對池州人言之鑿鑿“杏花村在池州市貴池區(qū)城西秀山門外”的說法“將信將疑”。這是記者的職業(yè)素養(yǎng)，也是學者該有的態(tài)度。在對史料梳理之后，作者說，“考察史料得知，天下杏花村未必只有一家”。從實地考察到史料爬梳，再到理性思考，作者最后的結論是：“對杏花村而言，其商標一分為二?！啤谏轿鳎妗诎不?，算是各得其所了?！边@樣的理性文字，已經超越游記類文章的浮光掠影，也跳脫了新聞記者實錄的桎梏，同時又不拘泥于學究窮經的迂腐。文化散文，就該有這樣的底蘊和范式。

　　2019年，安徽大學對海外回流的一批戰(zhàn)國竹簡發(fā)布了研究成果。這是一次具有顛覆意義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詩經》中經典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竹簡上卻寫作“要翟淑女，君子好逑”。消息一出，學界嘩然。筆者也在第一時間對這一研究成果進行了報道。斯雄先生在報道之外，還衍生了一篇《“安大簡”記》。和其后的一篇《量子糾纏記》一樣，這簡直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文化散文，如何能與嚴謹甚至枯燥的科研共生？

　　更意外的是，這兩篇看題目就知道不容易讀懂的文章，在作者筆下竟然“化”成了娓娓道來的家常話。從作者小時候喜歡吹的笛子，到作者家鄉(xiāng)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再到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無需轉身，就過渡到對“安大簡”的闡述，筆力所至，楚風皖韻翩翩而至，義理考據(jù)辭章夾雜而行，當作者說“文物是無聲的，但歷史的碎片似乎總在給予一些暗示”時，你會恍然拍案：作者家鄉(xiāng)的公安文學和作者如今工作地的桐城文學，竟然如此曼妙地融為一體。如此文章，還算不得大文化散文嗎？

　　作者說，從《徽州八記》到《江淮八記》，表達的都是他對生活和工作四年有加的江淮大地的一片深情。

　　此話，我信。

　　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有兩個故鄉(xiāng)，一個是出生地，就是賈平凹稱之為“血地”的地方，那是無論你行走多遠，都永遠深藏血液的地方。另一個，不妨叫作“情地”，就是駐足時間最長、投注感情最深之處。在異鄉(xiāng)久了，異鄉(xiāng)就成了血地之外的故鄉(xiāng)。斯雄的《徽州八記》《江淮八記》，還有即將出版的《皖韻八記》，都是他在安徽這塊“情地”上行走時流露的深情。

　　如果沒有行走，就沒有一記一記的發(fā)現(xiàn)和呈現(xiàn)；如果沒有深情的行走和關注，何來這對原本陌生土地和土地上深厚文化的動情解讀。（記者常河）

　　轉自：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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