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遺址：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1936年12月，良渚考古的先驅者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鄉(xiāng)浙江杭縣（今余杭）良渚鎮(zhèn)進行了首次良渚遺址的發(fā)掘，自此拉開了良渚考古研究的序幕。一代代考古人歷經八十多年的考古研究表明：早在距今五千年前的那個年代，我國長江下游環(huán)太湖流域曾經存在過一個已進入成熟文明的早期國家，而良渚古城正是這個早期國家的權力與信仰中心。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的專家在實地考察良渚后認為，良渚古城遺址代表了五千年前中國史前稻作文化的偉大成就，是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典范。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標志著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范圍的普遍認可。

　　陽春三月，文匯報社、良渚遺址管委會舉行“江南丨良渚筆會”，朱大建、汪涌豪、楊揚、胡曉明、褚水敖、韓可勝（以姓氏筆畫為序）六位專家學者應邀參加。身處良渚遺址，拂去歷史的塵埃，那遠山環(huán)抱的都城，巍峨層疊的宮殿，熱火朝天的勞作，似乎就在眼前。五千年也許并不遙遠，逝去的良渚古國并未帶走文明的因子，它如涓涓細流匯入了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

　　——編者

　　從“神玉時代”到“禮玉時代”

　　汪涌豪

　　距今約五千多年前，在環(huán)太湖三萬多平方公里范圍內，分布著以良渚古城為核心總共近千處良渚文化遺址，不僅遺存形式多樣密集，出土文物也極豐富。除輪制的黑陶器外，數(shù)玉器最為精美。而玉器中，尤以玉琮為最具特色，不僅器型多樣，工藝也很精湛，足以征象綿延長江下游數(shù)千年的新石器文明是如何經由私有制的萌芽，而逼近文明時代的門檻。

　　蓋河姆渡、馬家浜時期，初民雖已知辨玉并能治玉，但玉器的質地還比較粗糙，硬度也不高，且多為素面無紋的小件管、珠飾品，制作上不脫舊石器時代的原始痕跡。到崧澤文化時期，隨著欣賞能力的提高，透閃石玉得到重視，玉器的種類也隨之增加。而大件玉器的出現(xiàn)，更標志了制作技術的進步。從地層疊壓關系和器物的對比分析可知，良渚文化是從崧澤文化演變發(fā)展而來的。承其傳統(tǒng)，此時初民在玉器選擇上更多使用透閃石玉，又改進了切割、打磨、鉆孔、琢刻和拋光等工藝，凡所制璧、琮、璜、瑗、玦、環(huán)、鉞，包括三叉形器、冠狀器、錐形器等各類玉器，其開玉解料、磋切成坯與磨制拋光手法更為成熟。因是精加工，有些玉件至今仍透發(fā)著一種“玻璃光”。而從審美的角度看，能自如地調用淺浮雕、透雕和陰刻等手法琢紋刻符，除神人獸面紋外，舉凡束絲紋、絞絲紋等各種紋飾的處理都繁密有致，規(guī)整而華麗，足證良渚文化不愧為與紅山文化齊名的新石器時期玉文化的又一座高峰。

　　要說玉琮，在良渚玉文化中最具原創(chuàng)性。它上大下小，外方內圓，中間對鉆圓孔，四面直槽內用淺浮雕和線刻法，上下各刻琢神人獸面圖像，凸面上每兩節(jié)又刻琢一組抽象的神人獸面圖案，并以轉角棱線為中軸向兩側展開，獸面的兩邊則以淺浮雕技法各刻一變形夸張的鳥紋。這種或單節(jié)或多節(jié)的玉琮所體現(xiàn)出的橫截面由圓漸方、器形由矮漸高、紋飾由繁漸簡的變化，與獸面紋和人獸結合的神徽紋一樣，洋溢著神秘而濃郁的宗教意味，包含著豐富的歷史人文訊息，讓人有以一覘上古社會初民的物質生活和信仰世界，在在顯示了其由神權社會進化為王權社會的復雜過程，誠為這種古老文明最適切的代言。

　　因為與其他日用雜器不同，玉琮除了象征財富，更有一重越然于炫耀或裝飾之上的特別的功能。作為禮器，它與人所熟知的青銅器一樣，實是以不同的種類、數(shù)量、體量和組合關系，發(fā)揮著溝通天人以及事神致福的特殊功能。眾所周知，禮器通常指用于祭祀、喪葬、宴饗、朝聘和婚冠等禮儀活動的器物?？脊叛芯匡@示，它的應用正起于新石器時代的祭祀、喪葬活動?！渡袝に吹洹酚涊d先民為祭祀所行巫術活動，?！皳羰允佾F率舞”，此石頭即多玉石，為其叩之泠然，如此敲擊玉石，發(fā)出有節(jié)奏的音響，模仿百獸，展開狂熱的舞蹈，目的都在奉神娛神。在金屬發(fā)現(xiàn)之前,作為“石之美者”的玉就是這樣，被認為具有與神溝通的超自然的力量（玉琮除刻神人獸面外，還有鳥紋，由《殷墟小屯·文字丙編》117條可知，也是因為鳥被視為天之使），可以予人精神性的力量和心理上的安慰，從而獲得抵御邪氣入侵和鬼魅作祟的能力。更不要說它還延續(xù)著有上百萬年歷史的舊石器時代的文化符碼，故很容易被人賦予特別的神性，乃至成為初民精神崇拜的對象。今出土發(fā)現(xiàn)多見辟邪玉和葬玉，乃至遠古社會有玉圖騰，都是其萌芽初期的形式表現(xiàn)。至于以后因其性堅久，發(fā)展出通過服食以享永年，甚至長生不老的觀念，如道教外丹派視玉為“仙藥”，相信“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可視為將玉神格化的另一種表現(xiàn)。

　　新石器時代，玉成為通靈之石，能代表上天的意志，既溝通神人，又主宰福禍，還可以從“玉”字本身見出。按“玉”最初的寫法并無一點，似與帝王之“王”共用一字。故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焙蟆墩f文解字》段注釋“王”為“天下歸往也”，釋“玉”為“三玉之連貫也”。又，“皇”字是“白”和“玉”的組合。凡此似都說明在初民的觀念里，玉能貫通天地，助人溝通神靈，并有助于達成人的愿望。以后，《周禮·春官·大宗伯》稱“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zhí)鎮(zhèn)圭，公執(zhí)桓圭，侯執(zhí)信圭，伯執(zhí)躬圭，子執(zhí)谷璧，男執(zhí)蒲璧”，又稱“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都從此而來。有鑒于上古初民是從這種迷信崇拜的意義上看待和使用玉的，其身處的時代因此可稱作“神玉時代”。

　　此后，玉被施諸更廣泛的領域，充任更多的使命，舉凡貴族的宴饗、王朝的朝聘和士民的婚冠等禮儀活動，但其之于祭祀、喪葬活動的重要性一直延續(xù)下來。相傳黃帝詔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圭玉于蘭蒲，分別尊卑華戎之位；唐堯之所以有圣德，被認為與受天意，得到刻有“天地之形”的玉版有關；夏禹之所以治水成功，也被認為是因有“蛇身之神”傳授玉簡，凡此足證上古英雄崇拜與玉的神格化有絕大的關系。玉既發(fā)揮著溝通天人、事神致福的特殊功能，更征象著王權的威嚴和等級觀念，與禮以及與宗法、倫理、道德就此漸漸融合在一起，乃至無論儀仗用玉、宴饗用玉還是佩服用玉，都須遵行依從之。此所以《周禮·典瑞》要再三強調“辨其用與其實”，“辨其須知與其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這里還需要指出，越到后來，其溝通天人、事神致福的功能越虛化，征象王權與等級的意味則愈顯著，愈重要。當然，這種重要性的確立是早就埋設在先民的心靈深處的，只是未被其自覺意識而已。所以，盡管還需要更多考古學上的證據(jù)，但有鑒于夏商文明禮儀制度中的琮、鉞和神人獸面紋都來自于良渚或與良渚有莫大的關系，在夏商周三代許多遺址中也發(fā)現(xiàn)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器，稱良渚文化是中華禮儀乃至制度文明的源頭之一，良渚玉文化是從“神玉時代”走向“禮玉時代”的先導和橋梁，應該可以成立。

　　自進入“禮玉時代”，玉在用作辟邪玉、葬玉的同時，由日用玉、飾玉進而為禮玉，被更多賦予抽象的道德涵義，因其物理質性的溫潤瑩澤、縝密堅韌和銳廉不撓，被拿來比德君子的人格，成為一種歷久不衰的傳統(tǒng)?！抖Y記·聘義》所載孔子答子貢問，對此作了集中的概括：“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將玉與儒家最重要的德性講求一一對待起來，致以后玉有“五德”（仁、義、智、勇、潔）、“九德”（仁、智、義、行、潔、勇、精、容、辭），與其所述之“十一德”流播人口，深入人心。故《禮記·玉藻》會說：“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沖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彼€進而強調人不僅要以佩玉涵養(yǎng)自己的德性，還要用鳴玉之聲限制自己的行為。所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guī)，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凹确?，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p>

　　今人對良渚文化中禮制與德化的了解還遠遠談不到充分，但由玉琮所征象的貫通天地的神格之美，及所代表的由富美、形美構成的人格之美，應該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其對中國人上述品格和德行的養(yǎng)成，乃至中華文明的啟迪和沾溉既深且遠，值得人永遠記取。

　　轉自：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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