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首位太子李建成墓志：碑石上的千年秘密

　　作為一種特殊文體，墓志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都有著悠久歷史和廣泛應用。在我國，墓志大約從秦漢時期開始流行，于南北朝時期基本定型。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墓志不光要記敘逝者的姓名、卒年、籍貫、家世、生平事跡等信息，而且還對其所用碑石材質(zhì)、碑石造型、圖案紋飾、文體格式等也有等級分明的詳細規(guī)定，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禮儀章程。

　　隋唐時期，墓志的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同時也更為明顯地體現(xiàn)出不同社會階層的差別。一般來說，相較于中下層官員和普通百姓所用墓志，高級官員和貴族所用墓志呈現(xiàn)出形制高大、志文恢宏、紋飾繁復、刻繪精細、用料考究等顯著差異。然而，唐朝首位太子李建成的墓志，不僅在文體內(nèi)容和外觀形制上與其身份頗為不符，而且在碑石上還存在明顯的修改痕跡。這種反常情況的背后，隱藏有哪些歷史信息？這方墓志的內(nèi)容，與史書的記載有出入嗎？

　　李建成墓志

　　職稱：一級文物

　　年齡：1300余歲

　　戶籍登記時間：2013年3月15日

　　籍貫：西安市長安區(qū)郭杜鎮(zhèn)

　　現(xiàn)住址：西安博物院

　　不同尋常的墓志

　　李建成是唐朝首位太子，從晉陽起兵開始，先后參與了攻克長安、平定河北等重要軍事行動，唐朝建立后，他還承擔起鞏固北境邊防、管理軍需后勤、協(xié)助唐高祖李淵處理內(nèi)政等事務，一度在同李世民的儲君之爭中占據(jù)了優(yōu)勢。然而，玄武門之變爆發(fā)后，李建成本人身死當場，其子嗣遭到清洗，其政治影響也隨即煙消云散。此外，李世民成功繼承皇位后，還多次修改史書，力圖抹去李建成在唐朝創(chuàng)立與鞏固過程中的存在感。

　　“考慮到這樣的歷史背景，我們就不難理解李建成墓志的形制、規(guī)格為什么會與他的太子身份不相匹配了。”9月9日，在西安博物院，講解員鞠鑫海向記者講述了李建成墓志的前世今生。

　　“李建成生前經(jīng)歷了大起大落，身后又遭遇改葬、盜墓，其墓志同樣也有一段坎坷的經(jīng)歷，在2005年出土后不久便遭到不法分子倒賣，直到2012年警方破獲一樁文物販賣案時才被追回，并在第二年移交西安博物院收藏?！本霄魏＝榻B，雖然幾經(jīng)波折，但墓志依然保存完整，對于研究初唐政治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

　　李建成墓志分為志蓋和志兩部分。志蓋為盝頂形，頂邊長39.5厘米，斜邊長10.5厘米，底邊長53厘米，高12厘米，陽文篆書“大唐故息王墓志之銘”?！白牡褡凉艠?，遒勁有力，整體書風端莊恭謹、莊嚴肅穆而不失華美之姿，應當是出自名家手筆。而且，志蓋在鐫刻時還摻雜有鳥蟲書的裝飾性筆畫，并以篆書為字形基礎作局部的裝飾性處理，四周分布有寫意的花鳥紋飾?！本霄魏Ｕf。

　　志為方形，邊長52厘米，高11厘米，正面刻有志文，四周為素面，無紋飾。其中，志文用十字線界格布排，縱橫各9行，志文隸書，筆力雋秀，開合自然，鐫刻刀法精練，一絲不茍。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志文僅55字：

　　“大唐故息隱王墓志”

　　“王諱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師，粵以貞觀二年歲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p>

　　如此簡短的文字，僅記錄了李建成的卒年、安葬時間、地點及謚號，缺失了生平、功績、評價等，以至于連墓志的界格都沒能填滿，留有近三分之一的空白。據(jù)《新唐書》記載，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將他們從皇族族譜中剔除出去，作庶民看待，但到了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又“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最終于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恢復其太子名號，“詔復隱王曰隱太子”。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賈二強教授指出，從內(nèi)容上來看，李建成墓志正是反映了貞觀二年改葬之事，在具體時間上彌補了史籍記載的模糊不清的缺憾。此外，《唐會要》《長安志》等史籍僅記載李建成墓位于京兆府長安縣境內(nèi)，而墓志明確指出其具體位置是在高陽原（今長安區(qū)郭杜鎮(zhèn)西南），墓志的實際出土地點則進一步佐證了這一點，彌補了史書記載的不足。

　　墓志之外的歷史

　　李建成墓志所記載的內(nèi)容看似平常，和史書上的記載也相吻合，沒有傳遞出抓人眼球的新鮮信息。然而，在西安博物院的研究人員伏海翔和李超看來，李建成墓志的價值，既在志文之中，又在志文之外。

　　作為第一批接觸到李建成墓志的研究人員，伏海翔和李超注意到志文短少的問題后，便不禁反問：為什么志文會缺少生平、功績、評價等基本信息？參照史書記載，他們判斷，志文短少暴露出李世民及其政治團隊對玄武門之變和對前太子蓋棺定論感到棘手。在傳統(tǒng)觀念中，以政變的方式奪取政權是違背倫理綱常之舉。因此，如何書寫李建成的生平、功績，書寫之后輿論又將作何評價，成為李世民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在《貞觀政要》《唐會要》中，就有李世民因為此事多次要求查看當朝起居注、授意史官修改國史的記錄。在貞觀十六年（一說貞觀十四年），翻閱玄武門之變的相關記載和史官評論后，李世民并不滿意，以“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的例子自比，認為玄武門之變是“義同此類”的正義之舉，要求史官重新書寫這一史事。

　　伏海翔和李超認為，雖然修史之事發(fā)生在刊刻李建成墓志之后，但仍然能夠反映出玄武門之變始終是讓李世民如鯁在喉的心結。他擔心史官對政變有不利于己的記載，急于糾正史書對政變的評價，立下了“義同此類”的總基調(diào)，努力消除此事的消極影響。

　　史官修史，關系到對重大史事的記載，也關系到身后名，李世民對此難以回避。因此，淡化、抹黑李建成的往事，成為他處理相關問題的基本方針。

　　學者李樹桐在《唐隱太子軍功考》一文中考證，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官記錄李建成的軍功時，對其本人所立軍功，除去其名，或改為戰(zhàn)??；對其部屬將領所立軍功，則記載從略，或不寫明該將領屬于李建成麾下。但是，修改史書也并非易事，很難做到滴水不漏，李建成的事跡不僅見于他本人的傳記，也散見于與他有過交集的眾多文武官員的傳記，相關記載中仍然留下了不少前后矛盾之處，《資治通鑒》就明確表示“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

　　相比于史官修史，刊刻墓志則主要關系到世人的評價，影響輿論。李建成敗亡后，消除其影響、安撫其舊部是一項尤為重要的工作，“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就清晰地表明了李世民的真實意圖。遷延近兩年時間之后，李世民一方面“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以禮改葬”，宣示其惻隱之心；另一方面在刊刻墓志時回避了李建成生平事跡等敏感問題，僅用謚號“隱”表達政治立場，以一種省心省力的方式回避了輿論爭論，宣告此事暫告一段落，然而并未對玄武門之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作出有力的解釋，為后世留下了隱患。

　　墓志上的修改痕跡

　　若將目光重新聚焦在志文本身，可以發(fā)現(xiàn)，志文最顯著的特征便是“隱”字有明顯的修改痕跡?！半[”是李建成的謚號，是志文中最具分量的字眼，直接傳遞出李世民對李建成的評價和態(tài)度。它的改動，間接地反映了李世民在擬定謚號過程中的矛盾心理，這是對史書典籍的重要補充。

　　鞠鑫海介紹：“在碑石上，‘隱’字存在磨損痕跡，磨損處長5.3厘米，寬4.4厘米，且相較于整篇志文，向下凹陷了0.12厘米。仔細觀察可以發(fā)現(xiàn)，在‘隱’字之下，還殘留有一道淺淺的筆畫，經(jīng)專家識別后確認為‘戾’字。但從字跡來看，無論是后刻的‘隱’字還是原先的‘戾’字，都與其他字的筆跡一致，應當是同一人所書。”

　　《唐會要》對此事也有記載：“貞觀二年正月，有司奏謚息王為戾，上令改謚議。杜淹奏改為靈，又不許，乃謚曰隱?！?/p>

　　可見，李世民與群臣確實在李建成謚號問題上有過分歧。那么，這三個謚號分別代表什么含義？按照謚法，“不悔前過曰戾”“亂而不損曰靈”“隱拂不成曰隱，明不治國曰隱，懷情不盡曰隱”，“戾”和“靈”帶有強烈的貶義，被視作惡謚，而“隱”則表示平庸，沒有太多的貶低之意。

　　伏海翔和李超認為，對李建成的定性，直接關系到李世民獲取皇位的合法性，無論過褒還是過貶都不合適?！办濉钡谋玖x是“違逆”，典型例子如漢武帝時衛(wèi)太子叛亂身死，“以違戾擅發(fā)兵”，被后世稱為“戾太子”。可以想見，群臣正是欲將“以違戾擅發(fā)兵”這一理由套用在李建成身上，使其成為玄武門之變的“發(fā)動者”。

　　石碑上的磨損痕跡也表明，李世民最初同意群臣的看法，傾向于選用“戾”，直到最后關頭才改變主意，定為“隱”。從史書的記載來看，李世民多以“六月四日事”作指代玄武門之變，不愿多加提及，“戾”反而會起到強化世人對此事的關注的作用，與其政治意圖不符。與之相反，對李建成以禮改葬，棄“戾”用“隱”，正是李世民即位之初塑造個人形象的良機，宣示了更為平和寬松的政治態(tài)度，利于安定時局、安撫人心。

　　李建成墓志的出土，充分體現(xiàn)了李世民對李建成定性時的謹慎處理，反映了他進退兩難的真實態(tài)度，其中的細微之處史書雖然語焉不詳，卻以墓志的形式得以保存。

　　記者手記

　　墓志刪削史跡猶存

　　陳志濤

　　一談到李建成，人們往往會首先想到他與李世民的儲君之爭，想到那場影響了唐朝前進軌跡的玄武門之變。伴隨著二人勝負的決出，勝利者主導著歷史書寫的方式，甚至能對歷史書寫的真實性施加影響。對于這一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而言，這或許更多的是出于現(xiàn)實需要的選擇；對于略有耳聞的時人而言，這或許意味著對時下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的沖擊；對于現(xiàn)如今的我們而言，這或許意味著我們在了解這段歷史過往時，會聽見指向不同的歷史可能性的多重聲音。

　　這多重的聲音究竟有幾重，是否有強弱主次之分，是將歷史指向清晰的路徑之上，還是導入爭論不休的迷霧之中，在很大程度上與史料留存的豐寡情況息息相關——不僅僅是傳統(tǒng)的史書典籍，還包括出土文物。

　　以李建成謚號的評定一事為例，在墓志出土前，我們僅能通過史書中簡略的文字，得知曾先后有過三個備選的謚號，但無從得知評定過程中發(fā)生過哪些曲折。在墓志出土后，通過志文已寫的和應寫而未寫的內(nèi)容、刪削增補的痕跡，這段不甚明了的歷史過往忽然變得明晰起來，原本草蛇灰線般的故事也有了豐滿的血肉和生動的細節(jié)，讓千百年后的我們也能感知到古人的心緒變化，在歷史長河中體會到古今共有的情感。

　　傾聽文物的故事，一方面是要關注文物所承載的墓志、銘文等直觀的歷史敘事，另一方面是要關注文物本身與其背后的社會環(huán)境、禮儀制度等文化內(nèi)涵之間的聯(lián)系。在李建成墓志中，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諸多體現(xiàn)歷史細節(jié)的要素。例如，墓志的書法、刀工、紋飾體現(xiàn)出了深厚的藝術修養(yǎng)，有較大可能性是出自名家手筆，與墓志四側所采用的素面處理方式形成了鮮明反差，引人深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與李建成墓志一同出土的還有其妃子鄭觀音的墓志。李建成敗亡后，鄭觀音被安置于太極宮的宮室之中長達50多年，直至去世之后才與李建成合葬一處，享受到“皇情軫悼，禮有加隆”的優(yōu)待。然而，志文中也有“泰終則否，福極生災，禍構春闈，刑申秋憲”的文字，顯露出表面的優(yōu)待之下，鄭觀音50多年來的謹小慎微和孤寂凄苦，也從另一個側面表現(xiàn)了李世民在處置李建成親屬時的立場和態(tài)度，并與李建成墓志相呼應，為印證相關史事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佐證。

　　轉自：陜西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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