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總有些事，人們習以為常，但略加思考就會恍然大悟。比如，人們總認為，孔子是黃河流域文明的代表人物，然而在孔子生活的年代，黃河并不流經(jīng)山東，而是東出三門峽后不久，在河南新鄉(xiāng)一帶轉向東北方，奔流到天津周邊入海。事實上，孔子成長、生活、教學的濟寧、曲阜地區(qū)，從古到今都位于泗水沿線，而沂沭泗水系均屬于淮河流域。因此，說孔子是淮河流域誕生的圣賢，更符合歷史真實。
在中華文明的起源與集聚過程中，淮河是一條不被公眾熟知的河流，而江蘇地域文明的起源，恰恰要從淮河流域說起。故事從江蘇四個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遺址說起，最遠古的比孔子生活的時代還要早大約5500年。
順山集遺址：8000年前的魚米之鄉(xiāng)
宿遷，泗洪，梅花鎮(zhèn)。順山集遺址，江蘇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遺址。一段距今8500年至7500年前的遠古生活，就淺淺地被塵封在地下一尺。
江蘇省考古研究所所長周潤墾帶我們用想象力還原先民們的生活：8000年前，氣候更為溫暖濕潤，遺址周邊有大片水域和沼澤，還有灌木和森林。先民們在坡岡上定居，住在尖頂圓形的房子里，墻壁和地面被有意放火烤過，以保持堅固和干燥。做飯的陶釜(鍋)形似今天的頭盔但略大，人們用陶支腳支起陶釜炊煮，但遺址地下也發(fā)現(xiàn)了半圈形的陶灶，這是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陶灶，被稱為“天下第一灶”。先人們養(yǎng)狗、馴化野豬，但沒有證據(jù)證明他們養(yǎng)雞。
定居于此的先民們已經(jīng)有了社會分工，女人采集果實、照顧孩子、用紡輪和紡錘紡線，用石球和石盤為谷物脫粒炊煮。男人抓捕鹿、水牛和野豬，他們在漁網(wǎng)邊系上陶網(wǎng)墜，讓漁網(wǎng)沉得更快，以便捕到更多的魚。他們還種水稻，但稻米并不是主食，薏仁、栝樓根應該是更重要的食品。
遠古生活絕非田園牧歌式的浪漫，天災、饑饉、疫病都威脅著人們的生存。但在艱辛的勞作之余，先民們?nèi)匀蛔非竺?。他們用泥巴燒制巴掌大的猴面、豬面、熊面和人面，簡練而傳神，帶著人類童年時特有的稚拙天真；一只鹿角器的手柄被打磨掉一層，留下的凸起部分就是尖耳、圓眼和細長的獠牙，抓著鹿角器的人也許會祈禱自己力大無窮，可以一把抓住一頭野豬……
這些都是考古發(fā)現(xiàn)告訴我們的細節(jié)。順山集遺址考古入選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更重要的是它填補了淮河下游新石器時期文明的一個缺環(huán)，讓我們第一次看到了8000年前中華文明如何在淮河下游絢爛綻放。在此之前，太湖流域的馬家浜文化被認為是江蘇境內(nèi)最早的新石器時期考古學文化，而順山集遺址的發(fā)現(xiàn)，把江蘇的文明史至少往前推了1500年。
正在實施的江蘇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中，順山集遺址是淮河下游史前文化發(fā)展進程研究的核心遺址之一。遺址占地17.5萬平方米，一條環(huán)壕(即深溝)把遺址分為內(nèi)部生活區(qū)和外部墓葬區(qū)，環(huán)壕周長約1000米，深度在1.5米至3米之間，寬度在6米至24米之間，足以防御野獸或其他部落的侵擾，這是淮河流域時代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環(huán)壕之一。在沒有金屬工具的時代，這是一項浩大工程，足以證明順山集在同時期聚落中的強大。
順山集周邊還有10余座同時期遺址。其中，考古人員在韓井遺址發(fā)現(xiàn)了8000年前的水稻田遺跡，檢測表明，這里種植的是半馴化水稻，因此產(chǎn)量不會太高，但是先民們在這里種稻長達千年，從未間斷。
7500年前，順山集遺址突然被廢棄，給考古學家留下一個未解之謎。此時距離水稻被中國人完全馴化，還有千年以上的漫漫長路。
江蘇的“蘇”字繁體寫作“蘇”，簡單地拆解開就是水草豐茂的魚米之鄉(xiāng)，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順山集遺址就是江蘇最早的魚米之鄉(xiāng)。
駱駝墩遺址：可能意味著新的文化基因
在環(huán)太湖流域，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一脈相承，構成了一段完整的史前文明鏈條，然而2001年宜興駱駝墩遺址的發(fā)現(xiàn)，卻對這一體系形成了挑戰(zhàn)。
最有力的挑戰(zhàn)者是一種陶器——平底釜。釜就是鍋，“破釜沉舟”“釜底抽薪”等成語中，“釜”都是鍋的意思。
太湖西部史前文化發(fā)展進程研究是江蘇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9大項目之一，項目負責人、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胡穎芳告訴記者，駱駝墩遺址位于太湖西部，距今7000年至5500年之間，基本與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同時期。但是其早期，駱駝墩遺址與馬家浜文化面貌迥異。例如，馬家浜文化普遍流行圜底釜，也就是圓底鍋，而駱駝墩遺址上人們最常用的卻是帶腰檐和鋬手的平底釜，而完全見不到圜底釜，圜底釜配合陶支腳使用，而平底釜則要配合陶灶使用。
綜合來看，馬家浜文化使用圜底釜，沒有甕棺葬；而駱駝墩遺址使用平底釜，死者不扣紅陶缽。這說明二者在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上差異巨大，且缺少文化融化，因此有考古學家提出，環(huán)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原本是“一大片”，現(xiàn)在卻發(fā)現(xiàn)是“兩條線”，因此應該從馬家浜文化中獨立出一種新的考古文化類型：駱駝墩文化——一種扎根宜溧山地的考古學文化。
更重要的是，駱駝墩遺址并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同時期的相鄰諸遺址中，以平底釜為特征的遺址還有杭州吳家埠遺址，湖州邱城遺址，宜興西溪遺址，以及溧陽神墩遺址、秦堂山遺址、東灘頭遺址等，它們都處于山地與平原的交界地帶，圍繞太湖西部呈半月形分布，隨著時間的推進，最終與太湖東部的馬家浜文化融為一體，直接推動良渚文化踏入文明時代的門檻。
駱駝墩遺址考古揭示出很多遠古的生活信息，有一條特別值得注意，考古隊員從地層中任意取幾袋土就漂洗出2000余粒炭化稻，而且稻谷已有秈稻和粳稻之分，這說明當時農(nóng)業(yè)已相當發(fā)達，或已取代采集、狩獵成為最重要的生業(yè)模式，水稻已經(jīng)成為人們的主食。
農(nóng)業(yè)革命被稱為人類社會的第一次革命，帶來了人類社會一次飛躍。有了成熟的農(nóng)業(yè)，才能養(yǎng)活更多的人，人口激增才可以實現(xiàn)社會分工和對大規(guī)模人口的調動；農(nóng)業(yè)產(chǎn)生更多的社會財富，對剩余財富的分配帶來了貧富分化，進而產(chǎn)生階級。這些都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最終產(chǎn)生國家的前提和基礎。
東山村遺址：中華文明“第一縷曙光”
人類文明起源有一個悖論，那就是“文明是野蠻之子”。文明初萌也許并不美好，伴隨社會的貧富分化、人與人不平等，其帶來了暴力統(tǒng)治、對內(nèi)鎮(zhèn)壓和對外擴張。這也意味著人類開始告別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從平等社會進入等級社會。
比較嚴重的貧富分化，是從原始社會走向文明社會的關鍵一步。最早邁出這一步的，并不是中原地區(qū)，而是長江下游，確切地說，是張家港的東山村遺址，在已知的崧澤文化遺址中，東山村遺址是最發(fā)達的。
東山村遺址位于長江以南4公里的高地，總面積約27萬平方米，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是崧澤文化早中期的遺跡，當時的墓葬已經(jīng)分為“平民區(qū)”和“富人區(qū)”，分別處于生活區(qū)的東、西兩側，絕不混淆。如果墓葬都已經(jīng)有了“分開居住”的概念，那么當時社會一定已經(jīng)有了等級制度。
江蘇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太湖北部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負責人于成龍告訴記者，考古表明，東山村遺址“富人區(qū)”8座大墓的隨葬品幾乎都在30件以上，不僅有陶器、石鉞和石錛，還有璜、瑗、鉞、鐲、玦、管、珠、墜和鑿等較為珍貴的玉器，而“平民區(qū)”大多數(shù)小墓中只出土簡單的幾件陶器和使用過的石器，兩者的財富數(shù)量完全不在一個量級。
隨葬品最豐富的90號墓，出土了65件(套)陶、石、玉質文物。墓主在下葬時，身邊放著陶缸、陶鬶、陶壺、陶豆等，頭邊放著兩枚大玉玦和一串玉管，頸下佩戴玉璜，耳朵上夾著玉玦掛著耳墜，手腕戴著玉鐲，手邊和腿旁放著表明身份的石鉞，腳邊還放著大型石錛。按當時的社會水平，若非一個族群全盛時最高貴的人物，不可能有如此排場，因此考古學家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崧澤王。
在此之前，學術界普遍認為，直到崧澤文化向良渚文化過渡時期，江南氏族內(nèi)部成員之間基本平等。而東山村遺址考古顛覆了這個觀點，證明至少在5800年前的崧澤文化早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高度的社會分化。如果說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整體進入了文明社會，處于文明發(fā)展的“黎明期”，那么東山村遺址就像是中華文明的“第一縷曙光”。
最讓人意外的是一件紅陶尖底瓶，那是典型的中原仰韶文化器物。這件尖底瓶像一枚炮彈，尖底空腹，周邊還有一圈系繩的耳，從器型上判斷，這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作品，不知通過什么樣傳奇的經(jīng)歷，千里迢迢從黃河中游來到了長江下游。
事實上，遠古時期的交通網(wǎng)絡之通達遠超我們的想象，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令人吃驚。文物表明，東山村遺址與山東、江淮、寧鎮(zhèn)甚至東南沿海地區(qū)有文化互動，這里是一個開放的文化交流區(qū)，正是不同文明區(qū)域甚至是與域外的互動交流，共同孕育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
蔣莊遺址：文化走廊上的文明沖突
直徑近25厘米的玉璧散發(fā)著綠瑩瑩的晶光；石制的錛、刀和箭頭經(jīng)打磨和拋光，如玉器般光滑；陶制大口尊直徑80多厘米，深約50厘米，為同時期所罕見……在興化蔣莊良渚遺址，距今5000年至4000年間，先民們在此生活了上千年。更神奇的是，這里的器物的演變居然基本與300公里外的良渚文化核心區(qū)同步，良渚文化的輻射力之強由此可見一斑。
甘恢元一度擔任蔣莊遺址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負責人。他告訴記者，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而蔣莊遺址的發(fā)現(xiàn)，打破了良渚文化“不過長江”的傳統(tǒng)觀念，也讓人們有機會一窺處在一個文明圈邊緣地帶的先民生活。在一個黑陶罐上刻畫出的狩獵圖中，一只長著獠牙和鬃毛的野豬被繩子捆著，吊在一根樹枝上，它四條腿耷拉著，但頭和尾巴卻翹起，似乎還在掙扎。先民們的食譜也很豐富，有狩獵得來的鹿和自己飼養(yǎng)的豬。當時米飯是主食之一，芡實、菱角和甜瓜也被大量食用，杏、桃、棗等同樣出現(xiàn)在先民的食譜上。
但這絕不意味著這里的先民們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考古發(fā)掘的280座墓葬中，存在大量有暴力傷害痕跡的骨骼，墓主人有的缺了一只手，有的頭顱不翼而飛，有的頭頸分離。第158號墓的墓主是位四五十歲的男性，下葬時被放在用一段粗木掏空的船形棺內(nèi)，骨骼散亂大致排成人形，棺內(nèi)有一具無頭女性遺骸，在下葬時就沒了腦袋，而棺外有六顆頭骨，其中一顆被砍下了天靈蓋。
有這么多人頭隨葬，這顯然是位大人物，但他卻不像是良渚人，更像是“外來戶”。他的兩個側門齒被連根拔掉，這在分布在蘇魯豫皖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中很常見，這是否說明，墓主人不是良渚人，但為良渚立下戰(zhàn)功而被厚葬？這座墓中沒有出現(xiàn)良渚文化最典型的玉璧和玉琮，是否進一步表明墓主不是良渚人，故而不按良渚風俗下葬？
處于良渚文化圈的北部邊緣地帶，且有如此多的暴力傷害痕跡，有專家懷疑，這里是否是一個帶有軍事性質的聚落。學者把蔣莊遺址與徐州的梁王城大汶口文化遺址作了對比，統(tǒng)計表明，蔣莊遺址的墓葬中，15歲—35歲死亡者約占67%，比梁王城遺址高出20%；36歲—55歲死亡者只有約20%，而梁王城遺址卻達到約40%，這種生存壓力并非來自自然環(huán)境，只能從暴力盛行甚至部落戰(zhàn)爭中找原因。
對蔣莊遺址這個一次性出土人骨最多的良渚文化遺址，科技檢測大有可為。DNA檢測可以判斷死者間是否有血緣關系，殉葬者是俘虜還是同族人；檢測骨骼中碳13和氮15的比例，可以推測先民們食譜中的葷素比例，以及蛋白質攝入情況；鍶同位素檢測則可以推測原住民與“外來戶”的大致比例；強化碳14檢測，可以把死者生活的時間精確到幾十年的范圍內(nèi)；綜合多具骨骼，也許可以進行人像復原，看看當時的人長什么樣……
中華文明的基因片段，或許就藏在這些先民們留下的骨骼中。
自8000年前到4000年前之間，順山集遺址、駱駝墩遺址、東山村遺址、蔣莊遺址作為一條脈絡，勾勒出江蘇文明萌發(fā)的形態(tài)，但它們并不“孤單”，這樣的新石器文化遺址在江蘇星羅棋布，黃崗、龍虬莊、寺墩、營盤山、北陰陽營、三星村、草鞋山、趙陵山……它們和中國其他地區(qū)的早期文化遺址如同中華文明起源的涓涓細流，最后匯聚成中華文明的滔滔江河。江蘇地域文明如何萌發(fā)、茁壯，如何體現(xiàn)中華文明的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又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貢獻了什么？這正是江蘇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想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在手鏟下、實驗室里、書桌上和研討會中，“蘇”的源流故事將書寫新的篇章。（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王宏偉 楊民仆）
轉自：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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