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一本正經(jīng)地讀《史記》，還是像我這樣漫不經(jīng)心地翻看《史記》，很多人都會遇到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這就是“太史公”指的是什么？為什么《史記》又叫《太史公書》？
這實際涉及如下兩個問題：一個，是《史記》的作者是誰？其內(nèi)在邏輯是，這個作者能不能被稱作“太史公”。另一個，是“太史公”的語義是什么？其內(nèi)在邏輯是，為什么司馬遷會自題其書為《太史公書》？事實上這兩個問題是你連著我、我連著你，是沒有辦法區(qū)分開來是由哪一個來決定另一個的。因為反正也說不清楚，下面不妨就從《史記》的作者是誰說起。
對《史記》撰著情況缺乏基本了解的朋友，看我談起這個問題，一定會感到十分奇怪：《史記》的作者，不就是司馬遷么？這小學(xué)生都會知道。再說，什么是作者？不就是題署在書上的那個著書人的姓名么？即使原來不知道，只要捧本《史記》打開來看一眼，明眼人就誰都看得見，“司馬遷”那三個字兒就印在書上，這還有什么可問的？這還有什么可說的？
面對眼前這個問題，很多人可以這么想，或許大多數(shù)人當(dāng)然會這么想，可主掌社會運作的政府官員不能這么想，歷史學(xué)者也不能這么想。因為我們現(xiàn)實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兒，都不是自古以來就是這么個樣兒的。若是政府官員這么想，他（或她）就無法理性地對待眼前的社會現(xiàn)實，也無力應(yīng)付歷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的現(xiàn)象了（譬如英吉利諸國炮船航海東來的時候大清朝大多數(shù)官員就都是這樣）。
其實人世間所有的事物都是隨著時間的前伸而變化的。因而像我這樣的歷史學(xué)研究從業(yè)人員，存在的價值，就是努力澄清人類社會形形色色的事物在不同時期所呈現(xiàn)的不同樣貌，作者在著述上的署名，也是其中之一。
關(guān)于中國古書上作者的署名情況，近人余嘉錫先生在《古書通例》一書中做有周詳?shù)恼撌?。這“通例”二字講的是啥意思？是慣行的規(guī)矩，是通行的狀態(tài)，是普遍的做法。竊以為這個“例”也可以用“體例”來概括，所謂“古書通例”,講的就是古書一般的體例，作者的署名，還有書名和篇名等，都是其中首要的事項。而所謂“古書”，主要針對的是漢魏時期以前的著述。因為那時通行的體例，既是后世相關(guān)要素的源頭，又同后世的狀況具有較大差異（不言而喻，在“漢魏時期以前”這一時段之內(nèi)，前后往往也會有很大的變化，而且愈早差異愈加顯著）。《史記》完成于漢武帝時期，正處在這一區(qū)間之內(nèi)。所以，我們的話不妨從余嘉錫先生這部《古書通例》談起。
“作者”一語前人或謂之曰“撰人”。余嘉錫先生論古書的作者，乃謂“周秦古書，皆不題撰人。俗本有題者，蓋后人所妄增”；或謂“古書之姓名，皆非其人所自題”（《古書通例》卷一《案著錄·古書不題撰人》）。這里所說“古書”的時間區(qū)段，也就是所謂“古書”究竟“古”到什么時候，余嘉錫先生講得非常清楚，是周秦之間。當(dāng)然這也可以理解或表述為迄至秦朝的情況?！妒酚洝穼懗捎诨蕽h一朝，比這晚了一些，情況也就要在此基礎(chǔ)上再加追究。
更具體地講，我們可以看到，東漢末年人徐干撰著《中論》，還要特地通過他人撰寫的序文來表曝自己的姓名。余嘉錫先生在《古書通例》中復(fù)舉述這一事例說明云：“漢末人著書，尚不自題其姓名也?！保ā豆艜ɡ肪硪弧栋钢洝す艜活}撰人》）
看到這兒，有些人一定要問，既然作者自己對署名不署名都滿不在乎，那我們還死乞白賴地非知道清楚它干啥？還是余嘉錫先生，對這也做過清楚的論述：
吾人讀書，未有不欲知其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處之時代若何，所學(xué)之善否若何者。此不獨為發(fā)思古之幽情，亦孟子所謂知人論世也。（余嘉錫《目錄學(xué)發(fā)微》之《目錄書之體制·篇目》）
簡單地說，就“知人論世”這四個字。盡管徐干已是東漢末年人，但《中論》一書對撰人的體現(xiàn)形式，并不能代表兩漢時期的全部情況。兩漢時期的著述，其署與不署作者的姓名，情況還有些復(fù)雜，不宜據(jù)此一概而論；至少現(xiàn)在還不能簡單地這么表述。
吉林大學(xué)出版社影印明萬歷新安程氏刊《漢魏叢書》本徐干《中論》
其他具體的事例，不妨來看《漢書·司馬相如傳》如下記載：
蜀人楊得意為狗監(jiān)，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鄙象@，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br/>
這里的“上”，指的是漢武帝劉徹，司馬相如和司馬遷都是漢武帝的臣民，是同時代人。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以至上達天聽，可是作品上卻沒有題署他的姓名，以致漢武帝誤把他認(rèn)作前朝作古之人，當(dāng)時也沒有人對此感到奇怪——通過這一史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著述不題撰人乃是當(dāng)時社會上的普遍現(xiàn)象，殊不足怪，而我們探討《史記》的作者，就應(yīng)該從這樣的歷史背景出發(fā)。
下面我們就從《史記》記述的內(nèi)容上來看一看這部書應(yīng)該是由誰撰寫成書的。關(guān)于這一問題，顧頡剛先生做有一段很好的論述：
案《刺客列傳》記荊軻刺秦王，諸執(zhí)兵者不得上，獨侍醫(yī)夏無且以藥囊提之，秦王乃得拔劍擊軻。篇末贊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夫荊軻入秦在秦王政二十年即公元前二二七年，而史遷之生有二說，予謂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年說為可信，若是則史遷之生上距荊軻之死已九十二年。公孫、董生既與夏無且游，則必秦末漢初人也，待史遷之長而告之，不將歷百數(shù)十歲乎!是必不可能者也。又《酈生陸賈傳》記平原君、朱建事，贊曰：“平原君子與予善，是以得具論之。”案朱建嘗為黥布相，其子當(dāng)生秦、楚之際或漢初，與史遷世不相及亦與公孫、董生無異。又《樊酈滕灌傳》記樊噲孫他廣襲封舞陽侯，孝景中六年(前一四四)奪侯為庶人，贊曰：“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彼麖V年世固較后，而史遷之生，九年前彼已奪侯，度遷長成時亦未必在。是以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論之曰：“此三傳所記，史公或追記父談?wù)Z也?！卑?，此非或然，乃必然也。談于贊中自稱曰“余”，《荊軻傳》曰“為余道之如是”，《朱建傳》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樊噲傳》曰“余與他廣通”，著傳文之來源，作一篇之總結(jié)，則此三傳成于談手無疑。談之為史，有傳、有贊，則《史記》體例創(chuàng)定于談亦可知。及遷繼作，因仍其文，蓋與爾后班固之襲父彪作者同。（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之四三《司馬談作史》）
顧頡剛先生這話講得相當(dāng)明白，即父業(yè)子承，《史記》的基本體例和一部分內(nèi)容乃出于老父司馬談之手，其子司馬遷續(xù)成其事而已。
好了，現(xiàn)在我們明白了，按照現(xiàn)在的著作權(quán)標(biāo)記辦法，《史記》的作者應(yīng)該記作“司馬談、司馬遷合著”?？晌乙婚_始不就談了么，對于歷史學(xué)研究者而言，世上本無自古以來就是個什么樣子的事兒，當(dāng)時的規(guī)矩并不是這樣——如前所述，古書例皆不題撰人。緣由，是“春秋以前，并無私人著作，其傳于后世者，皆當(dāng)時之官書也。其書不作于一時，不成于一手，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私”，其尤顯者，即如《漢書·藝文志》所記，諸子之學(xué)皆出自王官，故“不可題之以姓氏”（《古書通例》卷一《案著錄·古書書名之研究》）。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通津草堂刻本《論衡》
那么，后來又何以出現(xiàn)變易，改而題寫撰人了呢？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卻相當(dāng)復(fù)雜的問題，不同性質(zhì)的著述往往會有不同的情況，目前我還沒見到什么人能夠把它敘說得清清楚楚。值得注意的是，余嘉錫先生敏銳地捕捉到東漢人王充如下一段議論，至少為我們認(rèn)識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視角，即當(dāng)時人一般認(rèn)為：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jīng)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yōu)？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圣人之經(jīng)，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xué)傳于后。文儒為華淫之說，于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王充《論衡·書解》）
按照我的理解，所謂“文儒”與“世儒”的差別，是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來觀察社會，思考人生，并且從事于撰述，還是出賣所謂學(xué)術(shù)文化給官府，靠講學(xué)或著述求官謀生。在這一點上，司馬遷和他的父親司馬談顯然都屬于前者，所以司馬遷才會將書稿“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記·太史公自序》）?！暗茏娱T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紹傳”么，無可奈何，才不得不這樣做。
余嘉錫先生以為，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漢以后惟六藝立博士，為?利之徒。學(xué)者負(fù)笈從師，受其章句，大儒之門，著籍者輒數(shù)千人。而所自著之書，則無人肯受。于是有于篇末為之?dāng)ⅲ燥@姓名者，如太史公、揚雄自序是也”（《古書通例》卷一《案著錄·古書不題撰人》）。實際情況就像余嘉錫先生所講的那樣，司馬遷把《史記》的最后一篇留作自己的《自序》，即所謂《太史公自序》。在這篇《自序》文中，司馬遷除了講述其家世、身世和自己如何苦心孤詣地撰著史書之外，還具體談到其“父子相續(xù)纂其職”，亦即父子兩代前行后繼，出任史職。特別是司馬遷在老父臨終之前講的“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缺”那句話，事實上已經(jīng)點明了他在司馬談遺稿的基礎(chǔ)上撰著《史記》的情況。這句話里提到的“論”和“次”都是編著的意思，就是在乃父業(yè)已編著成文者的基礎(chǔ)上再繼續(xù)著成其書。
盡管如此，司馬遷畢竟還是遵循當(dāng)時的通例，沒有在書上直接署名，所以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著錄此書的時候，僅根據(jù)司馬遷原定的書名，將其記作“《太史公》百三十篇”，根本沒有著錄這部書的作者。在傳世古籍目錄中，唐代初年纂修的《隋書·經(jīng)籍志》，是繼《漢書·藝文志》之后的第二部系統(tǒng)的朝廷藏書總目。在這部目錄里面，我們看到《史記》一書的著錄形式是這樣的：“《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弊髡?，只有司馬遷一人，沒有看到他的老爹。附帶說一下，除了其中的“目錄一卷”、也就是今日所見《史記》卷首的“目錄”是后人添加的以外，這“史記”二字本來只是“前代紀(jì)載之通稱”而已（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一二《答問》九），至于它被用作司馬遷這部紀(jì)傳體史書的書名，“《史記》之名，疑出魏晉以后”（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五）?！妒酚洝ぬ饭孕颉匪Q“史記放絕”，“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講的就都是這個泛指的通稱（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五舉述有更多這方面的例證）。
幸好，畢竟還是有明眼人勘破了其中的奧秘。唐朝開元年間，有司馬氏后人名“貞”者，撰著《史記索隱》三十卷，并擬議代他家先人為《史記》作補。司馬貞先是在《史記索隱》的序文中稱“《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接著，又在《補史記序》中指出，《太史公書》乃“父作子述”（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都附有這些《史記索隱》的附件）。此外，業(yè)師黃永年先生還曾指出，南宋時人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在著錄《史記》時述云：“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xù)其父談書?！保ㄔ尽犊S讀書志》卷一下“史記”條）這說明在南宋時期尚流傳有司馬談與司馬遷父子相繼成書的說法（黃永年《史部要籍概述》）。
對歷史事實的認(rèn)識就是這樣，正確的結(jié)論，古今人之間很容易碰到一塊兒。因為歷史的真相只有那么一個。唐宋間人這些說法，適可有力印證：前述顧頡剛先生的考證結(jié)論，合理可信。
在這一認(rèn)識的基礎(chǔ)上，一個頗為令人困惑的問題，便擺在了大家的面前：《史記》一書既然是父子兩代相續(xù)而成，那它在《漢書·藝文志》中又為什么被記為《太史公》這么個奇奇怪怪的書名？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刻三家注本《史記》
剛才我說《太史公》是司馬遷自定的書名，這首先見于《史記·太史公自序》，不過《太史公自序》的原文是：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即文曰《太史公書》而不是《太史公》。然而這里的“書”字只是一個表示著作、著述之義的附綴，是在書籍原名之外的附加成分，即如《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隋書·經(jīng)籍志》和兩《唐書》之《經(jīng)籍》、《藝文志》則俱著錄為《商君書》一名，其“書”字同樣緣此而衍生。我們看《史記·商君列傳》篇末的太史公評語，乃謂“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zhàn)》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由這里的“書”字附贅于篇名之外的情況，同《商君書》和《太史公書》的情況恰屬同一性質(zhì)。另外，我們?nèi)羰窃倏纯础稘h書》記載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的說法（《漢書·楊惲傳》），便會更容易理解《太史公書》中“書”字的衍生后綴性質(zhì)。
附帶說明一下，上引《史記·太史公自序》“為《太史公書》”句，采納的是今中華書局點校本的句讀。在傳世《史記》文本中，并附裴骃《史記集解》和司馬貞《史記索隱》的二家注本（如宋孝宗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本）以及再增入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的合刻三家注本，都是連下文“序略”之“序”字讀作“為《太史公書序》”，惟檢讀單行本《史記索隱》乃鐫作“為《太史公書》”。斟酌上下文義，當(dāng)以單行本《索隱》的讀法要更合理一些?！稘h書·宣元六王傳》載東平王劉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曰：“太史公書有戰(zhàn)國從橫權(quán)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zāi)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逼涫乱嗫蔀閱涡斜尽端麟[》的句讀增一佐證。
明末汲古閣刻單行本《史記索隱》
到了現(xiàn)在，我們才有可能直接面對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即《漢書·藝文志》里著錄的《太史公》這個書名，其“太史公”三字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表示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的人名？
我們需要先來看一下前人對“太史公”的解釋。這個問題，又可以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作為人稱，“太史公”指的是誰？其次是作為書名，為什么會把“太史公”用作書名？
關(guān)于《史記》中的“太史公”指的是誰，其中一種看法，以為是指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目前所知較早出現(xiàn)的這樣的看法，見于三國孫吳人韋昭引述，稱“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史記·孝武本紀(jì)》劉宋裴骃《集解》）。唐人顏師古沿承此說，謂“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漢書·司馬遷傳》唐顏師古注）。
顏師古所說“太史公”為“太史令”尊稱的說法，姑待下文再另做討論。現(xiàn)在可以說明的是，至少對我們所要討論的這個問題而言，這種說法的謬誤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及司馬談去世之后的史事，仍頻頻稱用“太史公”一語，其用作司馬遷自稱，這是毋庸置疑的。清人李紱謂《史記·太史公自序》“初自稱名，至補太史令后乃亦稱太史公?！段倪x》所載遷《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牛馬走’，蓋自稱其官而益之以謙詞也”（德勇案：即李氏視“太史公”為官稱而以“牛馬走”為謙詞）。另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之外，李紱還指出，“至于《三代世表》序首冠以‘太史公曰’，而中曰‘余讀諜記’，《十二諸侯年表》稱‘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則皆遷之讀之而已，無他異也”（李紱《穆堂類稿》初稿卷四三《與方靈皋論史記稱太史公書》）。
現(xiàn)在我們轉(zhuǎn)換一個視角，來看一下《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太史公》這個書名是怎么來的。
關(guān)于這一點，前后有兩個不同說法。其中使用這一名稱最早的，是司馬遷同時代人東方朔。其說見于《史記·孝武本紀(jì)》唐司馬貞《索隱》引桓譚《新論》，乃謂“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饭?，皆朔所加之者也”。其次是司馬遷的外孫楊惲，也見于《史記·孝武本紀(jì)》的司馬貞《索隱》。
其實我在前面已經(jīng)談到，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已自稱其書名為《太史公書》，本不待他人代為署名稱名。意者東方朔書寫“太史公”這一書名于《史記》之上，不過是別書書名于簡背而已。其事與今日代人題寫書簽大致相類。
好了，現(xiàn)在我們就要進入所討論問題最為關(guān)鍵的內(nèi)容了——為什么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述及乃父司馬談和他本人都用“太史公”這一稱呼？而且他還要用這個“太史公”來給自己撰就的史書命名？
對“太史公”這個稱呼的第一種解釋，見于《漢書·司馬遷傳》的唐人顏師古注?！稘h書·司馬遷傳》記“談為太史公”，顏氏注云：“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另外，較顏師古略晚，開元年間人司馬貞在注釋“太史公書”時也說：“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保ā妒酚洝ぬ饭孕颉诽扑抉R貞《索隱》）
第二種解釋，乃謂“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zhuǎn)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dāng)起于此”（《史記·孝武本紀(jì)》唐司馬貞《索隱》引虞喜《志林》）。所謂“其職轉(zhuǎn)卑”，應(yīng)當(dāng)是就顏師古所說“太史令”而言。按照這種說法，“太史公”只是一個習(xí)慣沿用的舊式尊稱。
對上面這兩種解釋，用不著多事辯駁，只要重申一下“太史公”還是司馬遷自己頻頻使用的自稱，就足以證明“太史公”之稱乃絕無尊崇之義，不管是出于私情對自家長輩的尊敬，還是因循社會習(xí)俗對這一職事的敬重，都不該這樣（譬如夫人、老師，盡管現(xiàn)在中國人滿世界都稱用于己，但稍講究些，就不會這樣用，司馬遷當(dāng)然不會是什么都不講究的人）。
第三種解釋，是說“太史公”是一個正式的官名，見于《漢書·司馬遷傳》之唐顏師古注引曹魏時人如淳語：
《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后，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此《漢儀注》為東漢人衛(wèi)宏所著《漢書舊儀注》，或省稱《漢舊儀》等。《史記·太史公自序》之唐張守節(jié)《正義》引《漢舊儀》云：
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二百石。
連秩級都清清楚楚，所說應(yīng)有具體的依據(jù)。由于“太史公”這個官職不見于《漢書·百官公卿表》這類“主流”史書的記載，顏師古等很多人并不認(rèn)同。如前所述，顏氏以為司馬談?chuàng)蔚墓俾氈皇恰疤妨疃?，不過由于司馬遷尊崇其父，“故謂之為公”。
顏師古注《漢書》，乃以文字訓(xùn)釋見長，并非箋釋史事，確實也沒有能力闡明像“太史公”這么疑難的問題。現(xiàn)在我們很多人一遇到歷史上糾纏不清的問題，就求之于所謂“新材料”或是所謂“新方法”，其實闡明這樣的難題，更多地是要依賴通透的眼光和廣博的學(xué)識。
清嘉慶原刻本錢大昕《潛研堂文集》
清人錢大昕就是這樣一位具有通透眼光和廣博學(xué)識的優(yōu)秀學(xué)者。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函中，針對顏師古的看法，錢氏明確指出，所謂“太史公”者，乃“漢時之官名，司馬談父子為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為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亲鹌涓钢Q”。錢大昕并在這通信的后面針對所謂“太史公”為尊稱之說隨手寫下這樣一段附言：
此不通之論也?！妒酚洝钒偃┳孕蚯鞍肫Q太史公者，謂其父談，其它皆自稱之詞。尊父可也，尊己不可也。未為太史公以前稱名，既為太史公則稱官，此史家之常例。史者所以傳信后世也，何私尊之有？
結(jié)論，只能如《漢儀注》所記，“太史公”就是武帝時期設(shè)置的史官名稱（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三《與友人書》）。另外，在所著《廿二史考異》一書中，錢大昕還通觀《史記》全書使用“太史公”一語的情況進一步總結(jié)說：“《史記》一書，惟自序前半稱‘太史公’及《封禪書》兩稱‘太史公’指其父，余皆遷自稱之詞，小司馬（德勇案：指司馬貞）、小顏（德勇案：指顏師古）以為尊其父者，非矣?！保ā敦ザ房籍悺肪砦澹?br/>
做出一項好的研究，提出一種高水平的見解，研究者不僅要能夠闡釋清楚自己的觀點，還要能夠通暢地說明那些與之相關(guān)的“外圍”性記述。錢大昕就清楚地說明了衛(wèi)宏、虞喜舊說中那些前人疑惑莫辨的重要事項：
衛(wèi)弘（宏）漢人，其言可信，而后人多疑之。予謂“位在丞相上”者，謂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職任尊于丞相也。虞喜謂“朝會坐位猶居公上”，蓋得之矣。子長（德勇案：司馬遷字子長）自言“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德勇案：語出《史記·太史公自序》），與《漢儀注》云“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者正合。（《廿二史考異》卷五）
這樣的解說，不僅是排除了紛擾，更重要的是還大大加深和豐富了我們對“太史公”這一“天官”史職的認(rèn)識。通過錢大昕這一解釋，武帝朝中的太史公已經(jīng)栩栩如生地呈現(xiàn)在我們的眼前。這你不服不行，錢大昕就是錢大昕。當(dāng)然那些兩眼直挺挺地盯著哈佛看的人是永遠(yuǎn)也看不明白錢大昕說的是個啥的。
在了解到司馬遷何以用“太史公”一語來稱謂乃父司馬談和他本人之后，接下來再來看司馬遷何以會移用這個官名來作自己的書名。錢大昕對此亦略有說明云：
按子長述先人之業(yè)，作書繼《春秋》之后，成一家言，故曰《太史公書》。以官名之者，承父志也。以虞卿、呂不韋著書之例言之，當(dāng)云“太史公春秋”。不稱“春秋”者，謙也?！栋嗍贰に囄闹尽罚ǖ掠掳福褐浮稘h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xù)《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而班叔皮（德勇案：指班固父班彪）亦稱為《太史公書》。（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五）
余嘉錫先生論古書書名產(chǎn)生的緣由，嘗謂“古人著書，多單篇別行，及其編次成書，類出于門弟子或后學(xué)之手，因推本其學(xué)之所自出，以人名其書”（《古書通例》卷一《案著錄·古書書名之研究》）。錢大昕所謂“以官名之者，承父志也”，我理解，相當(dāng)于用父子兩代共同出任的官職來作書名，也就相當(dāng)于聯(lián)署上了父子二人的名字。這從本質(zhì)上講，仍符合余嘉錫先生所說當(dāng)時尚多“以人名其書”的通例。蓋后學(xué)推溯著述的本源與自題書名，在體現(xiàn)一部著述與著述撰著人之間的關(guān)系這一實質(zhì)意義上，本來就是相通的。
這樣的研究結(jié)論，雖然還有一些具體的細(xì)節(jié)需要進一步斟酌，但錢大昕首先能夠從大局著眼，以“史者所以傳信后世”而無私尊可行作為基本的裁定原則，判明司馬遷只是據(jù)實書寫其事而已，這就是通達，也顯得通透。不需要什么錦囊妙計，書讀得多了，思索得也夠了，就做得到。不然，怎么跳著腳想夠也夠不著。
當(dāng)然，就像“德不孤，必有鄰”那句觀世箴言所講的那樣，從另一方面看，假若錢大昕確實像我講的這樣是看穿事物本質(zhì)而得出了正確的認(rèn)識，也不會孑然一身，淪落成為學(xué)術(shù)圈中獨身孤立之人；即使當(dāng)時不為俗儒所解，前代后世，終歸還會有同道的學(xué)人。在錢氏之前，清前期學(xué)者李紱，雖然沒有能夠十分清楚地認(rèn)定“太史公”這一官職同“太史令”之間的關(guān)系，只是很含糊地說“太史公乃太史令當(dāng)官之稱”，并莫名其妙地講司馬遷“補太史令后乃亦稱太史公”，但他卻明確指出：“（《史記》）凡稱‘太史公曰’，猶后世史書稱‘史臣曰’已耳，固無嫌于父子并稱?！保ɡ罴洝赌绿妙惛濉烦醺寰硭娜杜c方靈皋論史記稱太史公書》）“太史公曰”猶如“史臣曰”這一認(rèn)識，等于為我們理解“太史公”一語的官名屬性，提供了一個鮮明生動的例證，錢大昕對此當(dāng)然高度認(rèn)同（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三《與友人書》）。
不過對錢大昕這個結(jié)論，還有兩點情況需要說明。
一是錢大昕稱若是遵循史家常例，自然就“未為太史公以前稱名，既為太史公則稱官”，復(fù)謂“《史記·自序》云‘談為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三《與友人書》）?？涩F(xiàn)今所見傳本《史記》，其《太史公自序》乃普遍書作“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那么錢大昕的說法是不是會有什么訛誤？
情況并非如此。唐人張守節(jié)在《史記·太史公自序》的《正義》里，于“談為太史公”句下述云：
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藭劶斑w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
錢大昕依據(jù)的，就是張守節(jié)當(dāng)年所見到的版本。錢氏在《廿二史考異》中乃明確指出通行本中“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的“令”字，“當(dāng)作‘公’，《正義》文可證”（《廿二史考異》卷五）。前后通觀《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氏父子出任的這個官職，都是書作“太史公”，只有這里跟前邊不搭，同后邊也不靠，冷不丁地改書為“太史令”，實在太扎眼了，是很不合理的。兩相比較，顯然還是張守節(jié)當(dāng)年依據(jù)的那個版本要更為可靠，所以才會被錢大昕相信。
另外，錢大昕對“太史公”一稱的看法，雖然合理可信，但仍有一些相關(guān)的記載，需要做出相應(yīng)的解說。
這就是唐人司馬貞在《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句下疏釋云：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博物志》一書的作者是西晉時人張華，書中講述的這些內(nèi)容，應(yīng)是直接引錄漢武帝時期的公牘，此稍習(xí)當(dāng)時公牘文字者一望可知，王國維、郭沫若等著名學(xué)者也都清楚指出過這一點?！恫┪镏尽芬龅倪@些公牘，應(yīng)屬西漢末年出土于漢武帝茂陵的《茂陵書》（或稱《茂陵中書》），過去我在《建元與改元》的上篇《重談中國古代以年號紀(jì)年的啟用時間》當(dāng)中對此做過考述，感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讀。
這里明確記載司馬遷繼承父位出任的職務(wù)是“太史令”而不是“太史公”，另外，劉宋裴骃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談為太史公”句下轉(zhuǎn)述與張華同時人傅瓚的說法，乃直接引錄《茂陵中書》的記載，謂“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即《茂陵書》稱司馬談出任的史職同樣也是“太史令”。
聯(lián)系前述《漢儀注》所說“太史公，武帝置”的說法，我認(rèn)為，合理的解釋，是“太史公”一職只能設(shè)置于司馬遷任職太史令之后。根據(jù)《博物志》引《茂陵書》的記載，司馬遷繼任太史令的時間是在元封三年，從而可知在元封三年之后漢武帝才把這一官職由“太史令”升格為“太史公”，相應(yīng)地，其秩級也從六百石提高到二千石。
至于漢廷改“太史令”為“太史公”更加具體的時間，由于史籍中缺乏明確的記載，目前我所能做的猜想是，這樣的職官變更，很可能是緣于太初改制，即漢武帝在太初元年“天歷始改”的時候，因重視“天道之大經(jīng)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jì)”，從而提升“太史”這一“天官”的地位（《史記·太史公自序》），做出了這一官制改革。
2021年2月15日記
轉(zhuǎn)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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