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0日，香港戰(zhàn)事結束半個月，因主持《光明報》而抵港的梁漱溟，方才購得船票，與朋友四人喬裝成工人、小販，準備乘船逃回大陸。
新京報制圖/高俊夫?
行船全憑風力，顛簸輾轉到澳門、臺山城，又經陸路從開平到肇慶，終抵梧州。一路有敵方關卡，有空襲炮火，同行者皆慌亂不已，唯獨梁漱溟安然無事。朋友禁不住稱嘆：梁先生真奇怪，若無其事！梁先生真了不起，若無其事！
1月26日抵達梧州，梁漱溟給兒子梁培寬、梁培恕寫信，記敘了香港脫險經歷。論及為何能這樣淡定自如，因為他相信自己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所作所為，只求一個人享樂，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作事只顧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過關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謀衣食，不謀家室，人所共見……我棲棲皇皇為何事，朋友國人，或深或淺，多有知之者。”
經歷了生死劫難后，他在這封家書中陳述胸襟抱負，“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蛟S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系基于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并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后乃闡明倫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人心與人生》第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
在書信中向子女吐露心跡，即便有張狂之語，亦無可厚非。但這封信被友人拿去發(fā)表在桂林《文化雜志》上，梁漱溟覺察到不妥，于是補作后記，希望讀者不必介意。
梁漱溟一生以研究人生和社會為己任，不僅坐而立言，更起而行之。他在給學生田慕周的信中說，“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也。”他曾想出家為僧，卻終于深度入世。在國族前途晦暗不明之際，積極開展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在日寇侵華之際，奔走于各黨派之間，斡旋調停，團結抗戰(zhàn)；在政治運動擾亂社會秩序之時，他慷慨陳詞，直抒胸臆。
2018年是梁漱溟辭世30周年，新近出版的《梁漱溟往來書信集》收錄了他與師友、家人之間的761封信函，書信的隱私性更能透露著者的心跡，這些書信里能窺見他的東西文化思想、人生哲學，以及社會改革之道。
轉自：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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