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是明代永樂皇帝命內(nèi)閣首輔、有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縉等人編纂的大型類書，成書11095冊，保存了我國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典籍七八千種，堪稱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
2018年2月8日至3月2日，國家圖書館精選《永樂大典》部分珍品向讀者開放展示，還邀請讀者一起抄寫《永樂大典》中的經(jīng)典篇章。其中一個展柜展出的單獨一冊《永樂大典》，是這部皇皇巨著的散落殘本最近也是最后一次現(xiàn)身——今年59歲的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程有慶，每次回憶起11年前在上海偶遇那一冊《永樂大典》，都覺得是一個幸運的意外。
2007年5月，國家圖書館成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隨后派遣專家組到各地調(diào)研古籍的相關情況。11月，程有慶和楊成凱一組，前往江浙滬，同一時間，故宮博物院的施安昌也在這三地調(diào)研金石碑帖。
“那天下午，施安昌跟我們說，有一個上海的老鄰居有《永樂大典》，想請我們看看。當時覺得遇到的可能性很低，但還是答應了。”程有慶記得，那天晚上8點，這位已經(jīng)移民加拿大的袁女士，在招待所一樓等他們，進到房間，拿出兩冊《永樂大典》。
“第一冊，是影印本，大家心里有一點涼；第二冊，從古籍真?zhèn)蔚蔫b定來看是真的，書還保存著明代的包背舊裝，可幾位先生都不敢相信。”程有慶讀過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書中收錄有《永樂大典》目錄和已知現(xiàn)存的冊目，“只要查那個表，就能知道這一冊的內(nèi)容對不對得上。我當即打電話給我父親，請他幫我查，確認了這一冊不在現(xiàn)存冊目中”。
物和內(nèi)容都確定了，程有慶和楊成凱才敢跟國家圖書館匯報此事。后來，袁女士又帶著此書專程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文物局組織傅熹年、張忱石等專家先后進行了四次鑒定，確認無誤。最終，這一冊《永樂大典》回歸故土，入藏國家圖書館。
《永樂大典》歷經(jīng)600年風雨滄桑，從成書之初的萬冊巨帙到今僅剩400余冊，她的聚散離合也是中華古籍的悲歡縮影。
從《文獻大成》到《永樂大典》，史上最大百科全書
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以“靖難”之名，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取了政權，改元“永樂”。也許是因為皇位來得不那么名正言順，永樂皇帝就想用別的方式證明自己。他命翰林院學士解縉、太子少保姚廣孝為監(jiān)修，編纂一部大型類書，系統(tǒng)地收集天下古今書籍。
從永樂元年到次年十一月，編書任務完成，永樂皇帝賜名《文獻大成》。然而，翻了翻書，永樂皇帝很不滿意，覺得遠遠沒有達到輯“百家之書”的要求，于是在永樂三年（1405）又命令重修。
永樂五年（1407）十一月，第二稿完成了，這一次，皇帝很滿意，正式將其定名為《永樂大典》，并親自撰寫序言。據(jù)姚廣孝《進永樂大典表》，全書繕寫成22877卷，裝成11095冊。
《永樂大典》開本高50厘米，寬約30厘米，用以桑樹皮和楮樹皮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紙，潔白柔韌。作為大型類書，《永樂大典》除將各個門類事物的首字用篆、隸、草體書寫外，正文均為端正大方的楷書臺閣體。正文為墨色，引用書名文字為紅色，斷句和標聲符號用紅色小圓戳鈐印。全書朱墨燦然，溫潤古雅，是寫本中的精品。
《永樂大典》搜集了當時能看到的所有圖書資料，將相關內(nèi)容的一句、一段或者整篇、整部書摘引抄錄。永樂皇帝在此表現(xiàn)出了寬大的胸懷，即便是對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說法，也都一并摘抄，這一點似乎比乾隆皇帝的《四庫全書》要大度得多。
類書是輯錄各門類或某一門類學科的資料，并依據(jù)內(nèi)容或字、韻分門別類編排，供尋檢、征引的工具書。它把描述同一事物的不同文獻匯編在一起，很像西方的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就將《永樂大典》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
原稿毀于大火，正本神秘失蹤
《永樂大典》編纂不易，書成之后更是命途多舛。
萬冊的巨大體量難以實現(xiàn)雕版印刷，《永樂大典》的所有內(nèi)容均為手抄而成，永樂六年（1408）冬才完成抄寫，是為正本，藏于南京文淵閣。至于原稿，則一直沒有離開南京，弘治皇帝曾想把原稿帶到北京，但未能如愿。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南京宮內(nèi)大火，《永樂大典》所據(jù)原稿付之一炬。
永樂十九年（1421），《永樂大典》正本隨文淵閣圖書一起被運到北京，暫存于奉天門東廡，但不巧宮中發(fā)生火災，于是書在奉天門一放就15年，直到正統(tǒng)元年（1436）才被送到宮中文樓，那已經(jīng)是永樂帝曾孫朝的事了。
“《永樂大典》體量太大，其實歷代皇帝都看得不多，書被束之高閣。直到嘉靖皇帝，他喜歡，經(jīng)常在案頭放幾本，時時翻閱。”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說，也正是嘉靖皇帝的珍視，為《永樂大典》的延續(xù)作出了巨大貢獻。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宮中失火，奉天門和三大殿都被燒毀，嘉靖皇帝怕殃及附近的文樓，趕緊命人把《永樂大典》正本搶運了出來。他對這部書是真愛，害怕下次就沒這么幸運了，于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任命高拱、瞿景淳兩位大臣負責校理繕寫《永樂大典》副本，“重錄一部，貯之他所，以備不虞”。
抄副本也是一項大工程，當時招選了謄錄、繪畫生員109人，按照嚴格的規(guī)章制度，完全按照《永樂大典》正本的冊式、行款摹寫，每人每天只能謄抄3葉，不得涂改，每冊結尾處還注明重錄總校官、分校官的名字。所以，正本和副本在內(nèi)容和外觀上沒有區(qū)別。
可惜，嘉靖皇帝沒有看到抄完的那一天，重錄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他駕崩時也尚未完成，直到次年隆慶元年（1567）四月才大功告成，共耗時5年。
然而，自從副本完成后，《永樂大典》正本就下落不明了，至今仍是一樁懸案，引發(fā)諸多猜測。陳紅彥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永樂大典》，全都是副本。一整部正本，人間蒸發(fā)，沒有任何毀損和去向的記錄。”
目前，關于《永樂大典》正本的下落，主要有這么幾種說法：一是隨嘉靖皇帝陪葬，二是毀于明萬歷年間的火災，三是毀于明末清初的南京，四是毀于明末的北京宮中，五是毀于清乾隆年間的大火，六是仍秘藏于皇史宬（明清兩代的皇家檔案館，位于今北京天安門東的南池子大街）的夾墻內(nèi)。
很多人愿意相信，書還在，也有很多人等待著書重見天日的那一天。
副本已知存世僅400余冊，誰“拿”走了《永樂大典》
誰“拿”走了《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副本最初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間放置于翰林院。
據(jù)史料記載，乾隆五十九年（1794）編纂完《四庫全書》，曾對《永樂大典》副本做過清查統(tǒng)計，還剩9881冊，已經(jīng)有千余冊不知所終。當時的官員認為，康熙時期的3位大臣徐乾學、高士奇和王鴻緒在書局最久，嫌疑最大。但搜尋后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什么，只能不了了之。
副本最大規(guī)模的遺失是在咸豐十年（1860）以后，英法聯(lián)軍入侵，清廷議和，自此北京外國使館林立，“洋人好奇貨，國人善賣之”，有的翰林院官員尤其“擅長此道”。時人記載，“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棉馬褂，約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間出院，將馬褂加穿于身，偷《永樂大典》二本”。在當時，洋人花10兩銀子就可以買到一冊《永樂大典》，堪稱價廉物美。
光緒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永樂大典》已不足5000冊。朝廷很生氣，嚴肅追究監(jiān)守自盜的官員，“交刑部斃于獄”。然而后浪推前浪，嚴刑并不能阻止貪婪的人，到了光緒十二年（1886），翰林院的《永樂大典》僅存900余冊，說明11年間，以平均一天一冊的速度，又有4000余冊不知去向。
《永樂大典》的另一大劫難就是1900年的庚子國變。1900年6月23日，義和團圍攻英國駐華使館，把位于使館北面的翰林院也燒了，《永樂大典》落入英人手中。后來，英國使館交回了330冊，但已經(jīng)有很多被焚毀或竊取。
據(jù)記載，當時日本東洋文庫聽說翰林院被燒，立刻帶著幾個人趕到翰林院，每人帶走了幾本。后來，英國人翟理斯（LancelotGiles，英國駐華使館工作人員）和托馬斯·比格（ThomasBiggin）也盜走了一些。
英國使館交還的330冊《永樂大典》被重新放回翰林院，但在風雨飄搖的年代，朝廷已經(jīng)無力或也無心保護這部書，書放回之后又遭盜竊。在當時北京琉璃廠的書肆，用心找找就能有《永樂大典》的蹤跡。
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周樹人（魯迅）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等部門的工作。在他的建議和努力下，教育部將翰林院所藏的《永樂大典》殘本交由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保管，僅存64冊。
從成書11095冊到僅存64冊，《永樂大典》歷經(jīng)500年滄桑，等待重生。
歸集國家圖書館，山東老太太也送來了一冊
1949年之后，《永樂大典》的收集工作進入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館員顧子剛率先捐獻3冊；1951年7月，蘇聯(lián)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歸還中國11冊，由文化部撥交北京圖書館；同月，商務印書館捐獻21冊。
北京圖書館在1951年8月特地舉辦了《永樂大典》的展覽，表彰捐贈者的無私奉獻，這更激發(fā)了各界人士的熱情。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弢將家藏的1冊《永樂大典》無償捐獻，金梁、徐伯郊、趙元方、張季薌等先生也紛紛捐贈。
《永樂大典》之珍貴稀有，發(fā)現(xiàn)一冊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近期發(fā)現(xiàn)的兩冊，堪稱傳奇。
1983年，山東掖縣農(nóng)民孫洪林家中，竟然發(fā)現(xiàn)了一冊《永樂大典》。陳紅彥回憶，據(jù)說當時中華書局做了《永樂大典》的掛歷，孫洪林看見后，說“這東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覺得是個笑話。北京圖書館得到消息后，抱著試一試的希望，派專家來到孫洪林家中，一看，居然是真的！
這一冊是《永樂大典》（卷3618、3519“門”字韻），最早存放在孫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識字，把書的“天頭地腳”裁了下來，書用來夾鞋樣。幸運的是，農(nóng)家婦女因襲祖上“敬惜字紙”的傳統(tǒng)，沒有損壞有字的部分，使這冊《永樂大典》的內(nèi)容得以完整保存。后來，孫家將此書通過掖縣文化館捐給了北京圖書館。
如今國家典籍博物館的大門，就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銅雕技藝”代表性傳承人朱炳仁，根據(jù)這冊《永樂大典》中的“凌花雙龜背”圖設計的。
而《永樂大典》的最近一次出現(xiàn)，就是本文開頭所講的故事。至此，經(jīng)過幾代人的多方搜求，國家圖書館現(xiàn)收藏有《永樂大典》224冊，另有200余冊流落海外，散布在日本、韓國、英國、德國、美國、越南、愛爾蘭等國。
沒有《永樂大典》，就沒有“二十四史”
對后世而言，《永樂大典》最大的功能就是輯佚，它保存了明以前大量已經(jīng)亡佚的重要文獻，很多消失的典籍借此才得以傳世至今，因此，《永樂大典》也被稱為“輯佚的淵藪”。而其中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的輯佚工作，當屬《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學政朱筠提出用《永樂大典》輯佚，當時共輯出“經(jīng)部66種，史部41種，子部103種，集部175種”，有不少書都被編入了《四庫全書》。
陳紅彥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從永樂到乾隆，雖然相隔只有300多年，但已經(jīng)有幾百部書不存在了。最著名的就是北宋薛居正主編的《舊五代史》，元代時傳本已經(jīng)湮沒，是被清代著名學者邵晉涵從《永樂大典》里輯出的。這標志著我國的‘二十四史’官修史書得以完整保全，可以說，沒有《永樂大典》，就沒有‘二十四史’。”
即便現(xiàn)在只剩400余冊，也還能從中輯出文獻。程有慶介紹，自己小時候最愛看的《薛仁貴征遼事略》，就是文獻學家趙萬里從《永樂大典》“話”字韻中輯出的整部話本，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林世田也從中輯出了元代的《禪林類聚》……
為搜尋《永樂大典》作出過巨大貢獻的鄭振鐸曾感慨，假如《永樂大典》全部保存到現(xiàn)在的話，我們對于中國古文學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
書的命運往往與國之命運相依，《永樂大典》數(shù)千冊的灰飛煙滅不過百余年時間，今日之存不過百之三四：她留給后人的是財富，也是警鐘與責任。(蔣肖斌)
? 轉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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