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門“動真格”后：有償補課難止步

　　從年初開始，楊廣鐘便和培訓機構結束了合作關系，受當?shù)亟涛瘜處熢谂嘤枡C構兼職督察趨嚴的影響，改在家中辦數(shù)學補習班，這學期只招收了兩三名學生。

　　楊廣鐘是河南鄭州一所普通高中的數(shù)學老師，有著6年教齡。近段時間，各地公開通報有償補課案例的消息頻頻傳來，他考慮暫時停止補習。“其實課外補習都是體力活，也很辛苦，最近又管的嚴，先避一下風頭。”

　　4月8日上午，安徽合肥市教育局在網(wǎng)站首頁的頭條位置，通報了幾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查處案例，3名正式教師、1名代課教師因有償補課被通報批評。這是合肥市首次公開通報有償補課查處典型案例，合肥市教育局表示：“這是第一次，但絕不是最后一次。”

　　不僅安徽省，北京、福建、江蘇等多省市的教育部門也在發(fā)聲，表達了對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督察決心，并對違規(guī)事例公開通報。

　　4月10日公布的2018年北京教育督導任務清單中，北京市教委明確提出，中小學校教師有償補課專項治理將建立長效機制。并且從4月下旬到5月上旬，北京將開展市級層面的重點督查，督查范圍將覆蓋全市每一所中小學校和每一位教師。

　　事實上，全面禁止教師有償補課的規(guī)定由來已久，近期則作為“師德建設”的專項治理內(nèi)容之一反復被提及。4月以來，各地接連以各類政策、機制和督察的形式，對教師有償補課重拳整治，呈強化趨勢。

　　然而，“禁補戰(zhàn)”仍看不到盡頭。

　　禁補戰(zhàn)

　　2017年以來，魏楓所在的學校已經(jīng)向在校老師傳達過三次教育部門的禁補令。他在福建一座四線城市最好的高中教書，“小縣城是人情社會，學校對老師在外補課一般也是明著反對、暗地默許。”

　　這與教育部去年關于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現(xiàn)象的調(diào)研抽查結果相一致。

　　去年上半年，教育部對遼寧、吉林等六省的11所中小學實地調(diào)研抽查。在督察過程中，教育部工作組發(fā)現(xiàn)，“部分地方行政部門、學校、教師認識還不到位，一味強調(diào)學生和家長需求，不能準確理解有償補課治理有關規(guī)定，工作重點不明、方向不清、敷衍應付。”

　　有償補課是教師在校外進行與教學相關的有償兼職活動的總稱，近幾年作為一類社會問題，遭到輿論的批評與圍剿，甚至由此衍生出“師腐”的新名詞。

　　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校長李鎮(zhèn)西表示了對“師腐”一詞的不贊同：“不能將個別現(xiàn)象放大為普遍現(xiàn)象，甚至用‘師腐’的詞匯將教師群體一鍋端，把教師群體全部歸于‘師腐分子’。”但他同時承認，初三、高三老師補課的現(xiàn)象在一些地區(qū)較為普遍。

　　教師課外補習不是中國社會的特例，在許多發(fā)達國家也存在類似現(xiàn)象，不同國家的管理方式存在一定差別。

　　在以公務人員對待公立中小學教師的國家，公立學校的教師普遍受到嚴格管理，有償補課被絕對禁止，比如日本、德國、韓國等。而美國各地對于公立中小學教師的有償補課行為通常采取“有條件禁止”的規(guī)制模式，即禁止公立中小學教師在一定范圍內(nèi)進行有償補課活動，包括不能給本班或本校學生補課。

　　在此之前的2015年，教育部便頒布了《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guī)定》，禁止教師組織或者要求學生參加有償補課。這份一般性的規(guī)范文件帶有強制的“無條件禁止”色彩。

　　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張冉看來，“限制教師有償補課是因為其潛在的道德風險，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課內(nèi)不講課外講’的問題，這是一種直接的腐敗。”。

　　經(jīng)濟觀察報在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課內(nèi)不講課外講”的現(xiàn)象的確存在。

　　一位北京的家長告訴記者，自己的兒子在上高三時，基本一個班級都參加了老師辦的補習班，“也不是硬性規(guī)定必須參加，但是老師明確說了，補習班的內(nèi)容是課堂上不會講的，如果你不上，肯定不會呀，而且離高考已經(jīng)不遠了。”但她同時表示，“不能確定‘課上不講’是因為老師客觀上講不了，還是主觀上不愿意講。”

　　對于這種現(xiàn)象，北京通州一所中學教書的陳敏君老師，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北京新課程改革以后，提倡學生的學習自主性，老師在課堂講授的時間普遍縮減了。在課堂上講得過多，成為對老師的一種批評。一些教育部門甚至用紅頭文件的形式，對老師的課堂講授時間進行了硬性規(guī)定。”

　　楊廣鐘認為，不能排除有的老師“課內(nèi)不講課外講”，但輿論以此作為教師有償補課的有罪推定，實際上是對一線教師的真實工作環(huán)境缺乏了解。

　　楊廣鐘每學期除了正常的教學活動外，還需要填寫各類考核表格。學校對老師采取量化考核方式進行排名，排名的波動會影響到績效工資，嚴重者甚至會被辭退。

　　除了教學成績外，評教評學、學生家長滿意度等也被納入到老師的量化考核體系中。在層層的考核壓力下，“課內(nèi)不講課外講”實際上存在一定風險。“中學的課程難度比較高，如果為了補課而故意課內(nèi)少講，就可能使全班成績下滑，造成的影響會很明顯。”楊廣鐘說道。

　　但張冉認為，不排除有的教師能夠做到“課內(nèi)的歸課內(nèi)、課外的歸課外”，即使如此，也應當禁止教師在校外給自己班上的同學補課。“班上未參加有償補課的同學，可能會懷疑教師的公正性，這侵害了公眾對教師職業(yè)的信任。從背后學理上來講，這體現(xiàn)的是教師利益沖突避免的義務。”

　　各地教育部門對教師有償補課采取了“無條件禁止”的管理方式。

　　安徽合肥教育局在3月底修訂的《師德考核負面清單》中，將教師有償補課寫入其中，并且強調(diào)“零容忍”的態(tài)度；4月10日，北京教育督導部門也將有償補課作為治理重點，列入2018年督察任務清單中。

　　但，教育部門的相關規(guī)定仍然存在著模糊地帶。

　　北京東城一所中學的校長告訴記者，自己贊同教育部門的禁補規(guī)定，可對于什么樣的補課行為屬于違規(guī)，教育部門尚沒有清晰的界定。“少年宮老師在外面補課、足球老師到其他學校兼職，以及普通老師在網(wǎng)上開課，這些應不應該禁止？現(xiàn)在還沒有明確的說法。”

　　實際的督察也存在一定難度。“禁止教師有償補課文件一直有發(fā)，教育部門也有在會議上提到過，但目前還沒有具體的督察措施。而且補課老師很多是在家里補習，很難查到，估計會以家長舉報的形式為主。”上述中學校長表示。

　　利益驅(qū)動？

　　在教育部2015年出臺《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guī)定》，魏楓主動停止了課外補習。

　　他第一次給學生辦補習班是在2013年，補習生涯只持續(xù)了短短一年的時間。2013年，魏楓在在成為高三歷史老師之后，班上陸續(xù)有幾名學生家長找他補習。為“稻粱謀”是他選擇給學生補習的重要原因。魏楓坦言，當時決定補課：“一是因為學生家長的要求，二是因為給錢。”一對一的補習，一次1.5個小時，可以獲得300元的勞動報酬，平均半個小時100元。這樣的回報比對于一個剛入職兩年且囊中羞澀的新老師而言，無疑具有著誘惑力。

　　這一點得到了楊廣鐘的認同。楊廣鐘從2015年開始與培訓機構合作，每周末到培訓機構講課，一節(jié)課能夠獲得500元的收入。而在校內(nèi)上課，一節(jié)課不到五十元。

　　國內(nèi)的公立學校教師一般屬于事業(yè)性編制，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學和中學，沒有學費收入，教師工資基本屬于完全的財政性支付。

　　李鎮(zhèn)西認為，教師群體在薪資待遇上與公務員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盡管《教育法》明文規(guī)定，“確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收入不低于或高于當?shù)毓珓諉T平均工資收入水平”，真正落實仍有一定難度。

　　公立中小學教師的績效薪資與職稱評級直接掛鉤。魏楓今年剛剛評上中級職稱，在此之前，他一年的工資，包括住房公積金及各類獎金在內(nèi)，只有不到七萬。學校的高級教師薪資能夠達到15萬，但這已經(jīng)屬于高級教師中的最高檔，一般只有教齡長、臨近退休的老師才有資格升至高級教師的最高級別。

　　魏楓并不認為，靠補課賺取外快已經(jīng)成為學校老師中的普遍風氣，也不認為利益是老師有償補課的最大驅(qū)動力。“學校以女老師為主，經(jīng)濟壓力相對沒有那么大，搞副業(yè)并非教師常態(tài)。少數(shù)家庭條件較差的老師，可能會以補課作為兼職。”

　　在他看來，補課屬于低水平的重復性勞動，在教育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四線城市里性價比并不高。“不否認個別老師能夠在假期內(nèi)短時間獲得較多收益，但天花板很低。因為福州廈門有專業(yè)的補習機構，形成巨大的分流作用，本地老師的補課價格無法提高。”

　　補習需求

　　在教師的課外補習市場中，供給端的樣態(tài)主要由需求端塑造而成。

　　據(jù)楊廣鐘觀察，小學教師的補習以在校外辦托管班和興趣班為主，中學教師則以課程類補習為主。自己開小班的占到多數(shù)，與培訓機構合作的老師相對較少。而在中學的補習課程中，數(shù)理化這三門理科的補習需求占據(jù)主體。

　　魏楓對補習市場中不同學科的受歡迎程度進行了排序，學科難度、高考權重以及補習效果是三大影響因素。“補習科目以數(shù)學、物理為主，這兩科對高中生智力傷害最大，考試經(jīng)常出慘案。其次是英語，家長重視度高，然后是語文、生物、化學，語文是難出效果，生物化學是較簡單且高考權重少。最次是政治、歷史、地理，其中地理在三者中又最有市場。”

　　應試教育的身影在有償補課的背后若隱若現(xiàn)。陳敏君認為，補課風起，究其根源，還需要歸結于應試的教育體制。“初三、高三學生都面臨著升學的問題，常規(guī)的班課教學并不夠，一般需要額外的復習和補課，才能應對高考。所以，一些家長甚至會主動要求老師給孩子補課。”

　　2017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上半年有償補課治理與督察情況，指出“有償補課行為在一定范圍內(nèi)仍然存在。高中特別是高三年級受高考升學率驅(qū)使，存在組織學生補課并收取補課費的現(xiàn)象，一些初三年級也不同程度存在這些問題。”

　　近兩年，福建省的老師與學生對高考升學壓力感受地尤為明顯。

　　在2016年，福建省高考改用全國卷，但成績不佳。“自從福建省考全國卷以來，連續(xù)兩年出慘案，現(xiàn)在全省很多學校都啟動了周六上課的模式。”魏楓介紹。

　　“考試的壓力一直存在，而且傳統(tǒng)的學校教育很難滿足每個學生的個性化需求，找老師校外補課的現(xiàn)象就自然而然地出現(xiàn)了。把補習一棍子打死也不現(xiàn)實。”陳敏君說道。

　　一位家長則向記者表示：“家長肯定都愿意孩子不用那么辛苦的學習、不用交額外的費用，然后孩子能考上理想的大學，但是理想很豐滿，現(xiàn)實很骨感。國家整體教育體制不變、高考模式不變，校外補課就不會變。”

　　針對補習的需求端，教育部在去年的督察報告中提到了下一步的工作規(guī)劃——創(chuàng)新工作方式、疏導需求，其中包括政府購買服務、搭建線上平臺、開展志愿服務等方式。“為追求更多樣、更高水平教育資源的學生家長提供更有保障的教育服務。”

　　北京市教委作為疏導思路的先行者，在4月6日出臺了《北京市中學教師開放型在線輔導計劃》。根據(jù)這一計劃，北京市將搭建線上平臺，招募區(qū)級及以上骨干教師，為全市中學生在線免費輔導，輔導費由市級財政保障。

　　北京市第五十四中學副校長張建軍告訴記者：“之前有聽說過這個計劃，但目前學校還沒有收到教委的正式通知。”（吳秋婷）

　　轉自：經(jīng)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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