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養(yǎng)新詩發(fā)生與成長的重要資源

　　滋養(yǎng)新詩發(fā)生與成長的重要資源

　　——翻譯詩論與百年新詩發(fā)展歷程

　　作者：徐臻（單位：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

　　經過一個世紀的不懈探索，新詩在形式和內容上逐漸積淀起了自身豐厚的傳統(tǒng)。回顧百年歷程，翻譯詩論是滋養(yǎng)新詩發(fā)生與成長的重要資源，對二者關系的探討有助于在線性的“進化”觀念之外，呈現(xiàn)新詩發(fā)展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在形式上，美國“意象派宣言”的譯介成為影響百年新詩形式的關鍵性理論。從1922年到1946年，分別有劉延陵、郁達夫、徐遲、邵洵美、孫席珍、湯鐘琰六人翻譯了“意象派宣言”的六大主張，而新詩先行者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談新詩》明顯脫胎于意象派詩論。但胡適更強調詩體解放的一面，并沒有強調“宣言”中選材自由的問題，而是規(guī)定了新詩要有真實內容；在韻律上也只強調“自然的音節(jié)”。此外，胡適在《談新詩》中多次提到“無韻詩”。這個譯自英語“blank-verse”的概念，李思純認為應將之翻譯成“無定韻”。但“無韻詩”卻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最終導致新詩創(chuàng)作偏于自由詩一端，格律詩則淪為配角。直到1936年，孫席珍在對“意象派宣言”的翻譯中，才添加了一句“我們并不認為自由詩是寫詩的唯一標準”，不過已無法改變新詩形式的自由化潮流。

　　從“意象派宣言”的反復譯介出發(fā)，中國新詩在形式探索上基本沿著兩個方向行進。一是新詩創(chuàng)作反對意象派的理論主張，自覺承接西方現(xiàn)代派詩學理論，對詩歌的“內節(jié)奏”進行探索，在當代發(fā)展成語言知性化的創(chuàng)作路向。早期新詩在學習了拜倫、雪萊等浪漫主義詩人之后，很快發(fā)現(xiàn)過于廉價的抒情并不能代表詩歌的水平，必須在語言和形式上尋找突破口。于是，在“新浪漫主義”名義下的現(xiàn)代派翻譯詩論為新詩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這些詩論多從日本學者的著作中轉譯到中國，包括廚川白村的《現(xiàn)代文學十講》、山岸光宣的《近代德國文學的主潮》、阿部知二的《英美新興詩派》、荻原朔太郎的《近代詩的派別》等。此類翻譯詩論拒絕詩歌在語言表層的音韻性，輕視詩歌與音樂之間的可能聯(lián)系，強調思想與情感的“節(jié)奏”。新時期以降，隨著新批評、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理論被翻譯到詩壇之后，當代新詩更是沉迷于語言的藝術與哲學中。比如喬納森·卡勒的《結構主義詩學》以及一系列“新批評”理論的翻譯，都曾引起新詩創(chuàng)作對語言和形式的深度探索。

　　二是新詩創(chuàng)作連接象征主義、唯美主義等流派的理論，主張詩歌語言的韻律性，認為詩歌和音樂有相通之處。象征主義詩論的翻譯數(shù)量較多，從《小說月報》第15卷第1期林孖翻譯愛倫·坡《詩的原理》開始，陸續(xù)有張聞天譯的《波特來耳研究》、張水淇轉譯阿部次郎翻譯的《象征論》、勺水譯的《近代象征詩的源流》、血干譯的《查里斯·鮑特來爾》、吶鷗譯的《保爾·穆杭論》、蕭石君譯的《魏爾倫》、曹葆華譯的《兩位法國象征詩人》、卞之琳譯的《魏爾倫與象征主義》、朱仲龍譯的《論象征主義》等談論象征主義詩歌理論的著作。在這類翻譯詩論的啟發(fā)下，中國新詩出現(xiàn)了聞一多、戴望舒等一批以詩語優(yōu)美、韻律規(guī)則見長的詩人，也出現(xiàn)了徐志摩、邵洵美等一批唯美主義詩人。

　　在新詩內容與題材上，新詩創(chuàng)作者多把目光投向現(xiàn)代生活。施蟄存主張詩人的情感要來自當下生活實際，包括匯集大船的港灣、爵士樂、摩天樓等。他的理解更帶有未來主義的理論色彩。早在1914年，《東方雜志》就刊登了章錫琛翻譯的《風靡世界之未來主義》，后有郭沫若《未來派的詩約及其批評》對《未來主義宣言》的節(jié)譯、江思譯的《馬里奈蒂訪問記》和張西曼譯的《高爾基論未來主義》等。郭沫若在節(jié)譯《未來主義宣言》后，又加上了自己的評判，認為未來主義“沒有人生的批評，沒有價值的創(chuàng)造，沒有作家的個性”。因此，中國新詩并沒有從未來主義詩論中吸收太多內容與題材方面的見解，而是迅速走向了抗戰(zhàn)文學的潮流，對飛機、大樓等選材產生了質疑。孫作云曾與施蟄存唱反調，認為現(xiàn)代派詩歌“很難找出描寫都市，描寫機械文明的作品”，孫席珍對“意象派宣言”的翻譯也加上了一句“拙劣地描寫飛機和汽車，算不得好藝術”。左翼文學的興起使得新詩在內容和題材方面一反之前對意象派等西方現(xiàn)代詩派理論的依附，連深受象征派詩論影響的穆木天也在后期否認了其內容和題材，直到新時期以后，新詩創(chuàng)作者才重新開始學習和應用象征主義、現(xiàn)代派等詩論。

　　在新詩的精神方面，意象派、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等詩論的翻譯主動過濾了這些派別中過于悲觀和消極的表述，從而為中國新詩的精神建構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現(xiàn)代新詩作品中較少有對情色的贊美，也較少悲觀厭世的情緒，而是有著向上的精神和力量。新時期以后的新詩創(chuàng)作，戲劇性地重新拾起了曾被過濾掉的“世紀末情緒”，朦朧詩和第三代詩歌中有不少悲觀的情感元素。這并不意味著新詩精神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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