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斗爭中失去H口音的……文化人，《奧威爾自述：通往威根碼頭之路》

       對底層窮人生活的體驗和感受使奧威爾成為社會主義者——聽起來這似乎沒有什么費解、深奧之處，甚至有點像流行的成長敘事中的套語，但個中的敏感、真實、悲憫和自我救贖卻是非比尋常。在他筆下，生活中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都是絕望的，布魯克先生已經(jīng)失業(yè)兩年了，夫妻倆一直都在經(jīng)營各類店鋪，但是“我懷疑他們干的工作可能就沒有賺錢的；他們就是那種隨便做個生意好以此來訴苦的人”。（5 頁）“報紙推銷員……的工作在我看來是如此無望，如此可怕，我都奇怪，在可以選擇吃牢飯的時候，怎么會有人能忍受這樣的事情。”（8 頁）布魯克太太所有的訴苦都以“這年頭真是不容易尾，是不是？”結(jié)尾，就像歌謠里的副歌一樣。（11頁）雖然說得有點尖刻，但難以掩飾的是哀其不幸的悲憫。這地方讓他沮喪，不僅是因為灰塵、氣味、惡劣的食物，“更是因為這凝滯而無意義的腐化的感覺，如同墮入了某個地下世界，那里的人們就像蟑螂一樣爬來爬去，陷在茍且偷生和怨天尤人的無比泥淖之中。布魯克家這樣的人可怕的一點在于，他們一遍遍說著同樣的事情，讓你感到他們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一種幽靈，永遠排練著同一段無用的廢話”。（14頁）但他沒有因此而力圖忘掉這個悲慘的世界，而是說：“時不時來看一看、聞一聞這樣的地方是一種責任，尤其是要聞，免得你忘記了他們的存在，盡管最好不要待得太久。”（15頁）把這看作是“責任”，無疑有一種道義上的救贖感。當他乘火車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有一個瞬間令人心驚和痛苦：路邊有一個年輕女人正跪在石頭上疏通污水管道，“在我看到這張臉的那一秒，它帶著我所見過的最凄慘、最絕望的表情。我猛然明白了……她非常清楚自己身上在發(fā)生什么——她和我一樣明白，天寒地凍之中，跪在貧民窟后院黏滑的石頭上，往骯臟的排污管里捅棍子是多么殘酷的命運。”（16頁）雖然有人質(zhì)疑這段描述有不實之處——在他日記中關(guān)于這個情節(jié)的記述是走過而不是乘火車經(jīng)過——但是我還是愿意相信這一瞬間的對視與交流的真實性，我愿意相信這是命運之神以其悲憫之心向人類揭示真相的殘酷瞬間。坦率說，奧威爾的這部分文字勾起我的某些回憶，那時常有一些與奧威爾相似的感受涌上心頭，情難自已。
       奧威爾自愿去流浪、去過底層人的痛苦生活，是因為他的贖罪感和自我拯救的決心。1921年奧威爾加入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部隊，任職五年期間的經(jīng)歷使他的良心痛苦難安，那些曾經(jīng)被他欺侮和呵斥過的臉孔一直折磨著他。于是當他休假回國的時候就決心辭掉工作，“我不會回去與邪惡的獨裁統(tǒng)治同流合污了……我必須贖罪……要逃離一切形式的人統(tǒng)治人。我想放低自己，一直低入被壓迫者的行列，成為他們的一員，站在他們那邊對抗暴君。”由此而來的是對所謂“自我進步”、“成功人生”的懷疑與憎恨，它們“都讓我覺得是精神上的丑惡，是欺凌的變種”。（149頁）無形之中他似乎是自覺地大踏步地邁過了知識分子常常與生俱來的空談、懦弱和自欺欺人的精神障礙，他深刻地理解和勇敢地實踐何謂“感同身受”。
       他強調(diào)在現(xiàn)場“看”對于真正“感同身受”的意義。的確，像我這樣從沒有下過煤礦的人無法想象1930年代的英國煤礦究竟是什么樣子的，更無法理解為什么奧威爾說當你能夠走到工作面上就很有意義。“要去就要在機器轟鳴、空氣烏黑、沽滿煤塵的時候去，在你能親眼看到礦工要做什么樣的工作的時候去。這時候，這地方如同地獄，至少和我自己腦海中的地獄一個情形。人們想象的各種地獄元素在此齊聚——燥熱、噪音、混沌、黑暗、污濁的空氣，還有最要緊的，難以忍受的逼仄空間。”（19頁）于是，“看著礦工工作，你立刻意識到人們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30頁）但是“某種意義上，看到礦工工作甚至是一種恥辱。它讓你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和一般而言的上等人產(chǎn)生了片刻的懷疑。因為你徹底明白了……我們所有人相對體面的生活都是拜地下那些全身漆黑、滿喉煤塵，用鋼鐵般的手臂和腹部肌肉揮動著鐵鍬的礦工們所賜。”（32 頁）“看”是必須的，感到恥辱也是必須；無論在過去還是當下，“看”的勇氣和責怪感、羞恥感仍然是探測一個人的良知的敏感探針。不必再高談闊論什么“深入……”、什么“關(guān)懷……”，愿意和能夠在黑暗中看到黑暗、愿意和能夠在寒冷中感到寒冷、愿意和能夠在饑餓中感到饑餓，這不需要有什么感情或水平，只要你還是一個人。然而我常常困惑的是，要用什么樣的特殊材料才能打造出對最尖銳的痛苦和最無恥的羞辱都無動于衷的人。
       但是，如果奧威爾的故事僅僅是到受苦人中間去、僅僅是在與他們打成一片的過程中獲得了打破階級出身的禁錮和自我拯救的快感的話，那仍然是很不深刻的。本書第二部分從英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斗爭等真實語境中闡釋了他的階級論和社會主義論，遠比第一部分的“觀看”、“感受”等感性認知更多了復雜的心理分析和理性反思的鋒芒。我一點都不奇怪的是，奧威爾說在一次大戰(zhàn)前“你很可能僅僅因為長得像上流社會的一員就受到侮辱?，F(xiàn)在，恰相反，你更可能受到逢迎。任何三十歲以上的人都還記得那時候衣冠楚楚的人走過貧民窟的街道，不遭痛罵是不可能的。”（126頁）但是，階級隔閡并沒有因為如此簡單地發(fā)生的變化而消融，我過去在農(nóng)村當知青的經(jīng)驗感受是，僅僅拍拍肩膀或遞上幾根香煙是無濟于事的。有些階級特征是與生俱來的，比如沒文化的下層人民說話時常常省略單詞開頭的H音，如hot說成'ot，horse說成'orse，而帶H音的多是上層文化人；甚至長相也會暴露你的出身。（47頁）比階級隔閡的心理更為復雜也更為讓他焦慮的是，那些油頭粉臉的社會主義者時刻都在敗壞著社會主義的聲譽；他們通過在斗爭中爭權(quán)奪利，同時一邊高調(diào)地批判“資產(chǎn)階級思想”，使很多對社會主義的正義理想懷有向往之心的人們望而卻步，甚至避之唯恐不遠。奧威爾關(guān)于社會主義的核心觀念就是公平、正義和推翻國內(nèi)國外的所有專制暴政，他再三強調(diào)這是唯一需要牢記的本質(zhì)。（223——224頁）難怪有人稱這本書為“社會主義者喬治奧威爾的精神自傳”，甚至說因為寫作本書使奧威爾受到英國情報部門長達十二年的監(jiān)視。“通往威根碼頭之路”宣告了奧威爾的社會主義觀，但是我們也不會忘記，他也正是從“推翻所有專制暴政”這里開啟了通往《動物農(nóng)場》和《一九八四》的道路。
       回到奧威爾的“碼頭”與他的“社會主義情感”。我想起兩個例子。一是在最近一次研討會上我討論過的黃新波在香港時期創(chuàng)作的版畫《碼頭》（1948），那時黃新波在香港西區(qū)碼頭附近上班，他經(jīng)常目睹著碼頭上的苦力與拾荒兒?？嗔κ亲畹湫偷膹V東人所說的“勞碌命”， 他們扛著貨箱呻吟而過，絕對是身水身汗的體力話，收入低而且沒有保障。畫面上，一個已經(jīng)年老的苦力茫然、無奈地直視前方；他是勞工階層的痛苦縮影，也是呼喚工運的道義形象。另一個例子是九十年代初著名作家黃秋耘先生在他的《風雨年華》中的一篇文章里寫道：革命剛剛勝利，硝煙還沒有完全散去，他去軍區(qū)參加一次宴會，歸途經(jīng)過廣州長堤碼頭，看到一群衣衫襤褸的工人在碼頭上直打哆嗦，令他十分難過。他想到戰(zhàn)爭的勝利都是由底層的勞苦人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碼頭的確可以有很深的象征寓意，碼頭可以與喚醒社會主義情感及價值觀有著激進的審美聯(lián)系。
       我們應(yīng)該不難理解的是，正是因為對苦難與壓迫的真實感受，才會使奧威爾無畏地揭露和反抗任何一種形式的獨裁統(tǒng)治對人的摧殘，才會使他看穿了知識分子為何能夠心安理得地與壓迫者合謀，為何可以恬不知恥地在壓迫者的盛宴中分一杯殘羹。奧威爾在全書最后，針對1930年代英國社會的階級斗爭狀況發(fā)出的預言直到今天聽起來仍然不無閃光的寒意：“我們這些沒落的中產(chǎn)階級——私人教師，半饑半飽的記者，陸軍上校的年收入七十五英鎊的老閨女，沒有工作的劍橋畢業(yè)生，沒有輪船的船員，小職員，公務(wù)員，旅亍推銷員，鄉(xiāng)鎮(zhèn)里破產(chǎn)了三次的服裝商——可能就不再掙扎，而是靜靜落入無產(chǎn)階級之中，這就是我們的歸宿。很可能當我們真成了無產(chǎn)階級，會發(fā)現(xiàn)這其實不像我們恐懼的那樣可怕。因為，畢竟，除了一個H音，我們也沒什么可失去的。”（2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