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邊的邊城——龔靜染《昨日的邊城》札記

《昨日的邊城：1589-1950的馬邊》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時間：2017年5月

蜀地何其廣袤，蜀學何其淵深。在夢幻的外衣下面，還包裹著一顆經(jīng)世致用、謹小慎微的心。表現(xiàn)在文學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即是，近年來蜀地出現(xiàn)了一批飽含深沉之思，浸透著學養(yǎng)與汗水的非虛構作品。僅就個人有限的閱讀而言，其中的姣姣者當數(shù)阿來的《瞻對》、蔣藍的《一個晚清提督的蹤跡史》和龔靜染新近推出的《昨日的邊城》。上述三書各領風騷各擅所長，為中國的非虛構寫作貢獻了難得的范本。蔣藍濃墨重彩為一個“二流歷史人物”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立傳，從蛛絲馬跡中尋覓歷史的血腥煙云；阿來的《瞻對》，則是史筆詩心，為一個處于漢藏交匯之地的鐵疙瘩康巴部落寫下波瀾壯闊的傳奇；而龔靜染《昨日的邊城》，試圖打通一座漢彝雜居的小涼山邊城的歷史脈絡。

龔靜染是一個清醒的寫作者，對于非虛構寫作，他在本書中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非虛構寫作逐漸被重視，實際上這不僅僅是時代語境的變化，也是對虛假表述的遺棄，當然它對寫作者的要求更高，最少需要完成兩個最基本的工作——對歷史事實的追尋和客觀真實的敘述。”作者認為《昨日的邊城》不是一本掌故式、民間傳說式或者文學創(chuàng)作式的書，也非學術專著。那么，這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呢？龔靜染甚為謙遜地說，本書呈現(xiàn)出“一種非虛構的特征”。

當下談論非虛構寫作者甚多，言人人殊。我個人認為，非虛構寫作并無一定范式，但是有兩條線索或路徑，卻是非虛構寫作者所繞不過去的。也可以說，它們是非虛構寫作者手中的兩大利器：一是田野考察，二是文獻整理和征引。離開了這兩者，非虛構寫作很難成立。這讓我想起王國維早在二十年代撰寫《流沙墜簡》時就曾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所謂二重證據(jù)法，即將地下之考古成果與地上之歷史文獻相結合相印證，從而得到一個相對真實可信的歷史場景的研究方法。陳寅恪進一步發(fā)揮了二重證據(jù)法：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后來，中國的人類學者黃現(xiàn)璠還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jù)基礎之上，提出了三重證據(jù)法，即地下文物、地上文獻與口述史的有機結合。就當下的非虛構寫作所采用的方法來看，更多的是以田野考察中所獲得的大量耳聞目睹的“口述”資料，輔之以文獻的印證來達成非虛構寫作目的。對于地下文物及考古成果的運用與追溯，相對來說較為專業(yè)，因此涉獵較少。

在我看來，《昨日的邊城》就是一部典型的非虛構作品，它不僅有著豐富的田野考察經(jīng)驗（現(xiàn)場踏勘與走訪），而且對史料的遴選和采用也用盡了心思，下了一番苦功夫。這是個苦力活兒，也是非虛構寫作的基石。文獻鉤沉方面，則是另一種苦功夫，也更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功力。據(jù)作者自述，他曾將嘉慶版的《馬邊廳志略》、光緒版的《雷波廳志》和乾隆版的《屏山縣志》進行細致的對比，從而發(fā)現(xiàn)這三個互為鄰縣之地，在彝族家支關系上千絲萬縷，在歷史上共同經(jīng)歷過的大事件，因撰史者的角度不同，記錄也有不少差異。作者發(fā)現(xiàn)了隱藏其間的微妙差異，并從這些差異的呈現(xiàn)中，展現(xiàn)了更大的認知空間。不僅在較大的歷史敘述中作者力求全景式地呈現(xiàn)，就是在很多細枝末節(jié)上，作者也給予了認真的關注。比如，本書提及北宋治平二年（1065）“把截將”王文揆跑到馬邊來，“據(jù)險立寨，侵耕夷人山壩，名賴因”。 把截將這個稱謂并不常見，什么是“把截將”？作者告訴我們：即在政府軍之外的土將，也就是一些民間武裝的頭領。他們私募家兵，駐扎在夷地，朝廷不給俸祿，但如果能夠立功，接受朝廷招安，就可以“遷轉及出官”。這在當時確實是個不錯的買賣，有一點梁山泊好漢的故事意味。說穿了，把截將的出現(xiàn)，就是朝廷利用民間力量制衡少數(shù)民族勢力的一種權利之計。就我所知，把截將一詞，在正史中首見于宋代蜀人眉州丹棱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但最早記錄這種軍事制度的則是蜀地大詩人蘇軾。龔靜染引述了蘇軾《與李琮書》的記載，李琮時任梓州路轉運副使：“（蠻夷）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云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奈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于此，可見作者在文獻方面下的功夫，絕非尋章摘句而已矣。

但是，并不是運用了二重或三重證據(jù)法，就可以形成一部非虛構作品。顯然不是的，即使是運用上述方法寫作的經(jīng)典著作如王國維的《流沙墜簡》，或口述史研究名著英國學者拉斐爾·薩繆爾的《倫敦東區(qū)的下層社會》等，也不能稱之為非虛構作品，它們只是史學著作或人類學著作。這是因為非虛構寫作，無論多么忠誠于非虛構，它永遠是創(chuàng)造性的寫作活動，而非純學術的客觀的研究活動。非虛構寫作，是非虛構加上文學寫作，而不是非虛構加上學術研究。因此，我所理解的非虛構寫作，至少應該包括田野調查、文獻梳理和文學創(chuàng)作這三大內核。從這個角度去閱讀龔靜染的《昨日的邊城》，或許才能觸及作者的真心和才華。那些充滿了靈性的文字，充滿了個人情感的文字，充滿了人性關懷的文字，在別的史學著述中是看不見的：“這座古鎮(zhèn)（荍壩）雖然飽經(jīng)滄桑，但清、民時期的民居層層疊疊、連綿起伏，保留了古香古色的風貌，在蒼翠的山巒中呈現(xiàn)出一道獨特的景觀。走在小鎮(zhèn)上，吊腳樓靜靜地訴說著悠遠時空的美學，光亮的石板路仿佛還倒映著過去的影子，若是小雨迷離之時，整個小鎮(zhèn)也有一點前世的惆悵。而一到趕場日，鎮(zhèn)上人頭攢動，彝族、苗族的絢爛服飾穿插其間，格外引人注目，充滿了異域風情。從附近山上背來的菌子、竹筍、木耳、茶葉等山貨一路擺開，新鮮而價廉，這是內地鄉(xiāng)鎮(zhèn)少有的。當然，在人群中還有那樸素而美麗的小阿依，她們的眼睛比山澗溪水還要清澈，仿佛藏著一個隱秘而古老的世界，這可能就是我們對這個邊地小鎮(zhèn)流連忘返的原因。”這樣一幅古風與異族風撲面而來的風俗畫，我們只能在非虛構寫作中見到。

這本書的名字頗為耐人尋味：昨日的邊城。

按照通常的理解，邊城即邊疆之城或邊遠之城。那么，什么是邊疆或邊遠呢？事實上，這個疑問也存在于作者的頭腦中：由于諸侯的征戰(zhàn)、王朝的更迭，中國歷史上的疆域變化是非常頻繁的。歷史學者顧頡剛在《中國邊疆學會宣言》指出：“邊疆者，一國領土之外緣地帶，在地理上與內地異其部位，而在國家主權及政治制度上皆與內地合為一體。”中國由于幅員遼闊，邊疆與內地之分野則在于：“平原林麓，舟車暢通者，謂之內地，驅橐駝于大漠，浮泭筏于險灘者，謂之邊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謂之內地，人煙稀絕，衣氈飲酪者，謂之邊疆”。事實上，如果這就是邊內之分，那么邊疆與內地的概念，是可以隨時移世易而不斷轉換的：昨天是邊疆邊城，今天或明天就可能是內地了。龔靜染顯然是認可這個推斷的，并且從馬邊的歷史變遷中，找到了有力的證據(jù)：萬歷十七年之前的邊城馬邊，在萬歷十七年以后，就具有了內地的色彩。美國歷史學者丹尼斯·塞諾曾認為：“在空間上能夠給中央歐亞所作的定義是否定性的。它是舊大陸的一部分，這一部分位于偉大的定居文明的邊界之外。這個定義暗示，這個邊疆是不穩(wěn)定的。”的確，邊疆的定義是不穩(wěn)定的，甚至是相對的。另一位邊疆史研究巨匠歐文·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提出內陸亞洲與中原的二元互競理論，可以從另一個層面幫助我們理解龔靜染提出的問題：馬邊如何從邊疆變?yōu)閮鹊兀?/p>

歷史學家許倬云在《我者與他者》一書中認為：中國的歷史，不論是作為政治性的共同體，抑或文化性的綜合體，“中國”是不斷變化的系統(tǒng)，不斷發(fā)展的秩序。這一個出現(xiàn)于東亞的“中國”，有其自己發(fā)展與舒卷的過程，也因此不斷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對于中原或內地的“我者”而言，邊疆或邊城就是“他者”。但是，我者與他者也在不斷變化和融合之中，我中有他，他中有我。馬邊的歷史，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昨日的邊城馬邊，它的邊遠或邊界隨著時間的流逝，交通的發(fā)達，文明的進步，正在迅速擴散、變淡甚至消失，變成一座無邊的邊城，一座可以窺見歲月秘密的無邊窗口。或者如龔靜染所言：“馬邊是西南邊疆史的一面鏡子”。

2017年夏天于貴陽孔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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