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世再無熊希齡

《熊希齡傳》周秋光著 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2000年曾游湘西，到鳳凰，參觀熊希齡故居，簡陋數(shù)室平房而已。后讀周秋光接續(xù)其師林增光搜輯大量檔案而寫成的《熊希齡傳》，方知他早年生活多在芷江，一生事功也得明晰。

　　1870年，熊希齡出生于鳳凰軍家，早慧，二十五歲就高中進士，本可以前途無量，但他卻參加了湖南新學，擔任時務學堂總理（校長）。也就是說，梁啟超在湖南的講學，得到劉坤一、陳寶箴之支持，具體則由熊希齡操作。戊戌變法失敗，他因偶然原因晚到京而逃過一死，受到“革職、永不敘用，并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嚴厲處分。沉淪七年，只能讀書興學，辦實業(yè)，積累資產(chǎn)的同時，也成為當時難得的西學通和財務專家。
 

　　1905年，得大臣趙爾巽、端方再三保薦，熊希齡方獲起用，成為考察西方憲政五大臣的隨員，責任是替五大臣寫出考察報告，作為朝廷立憲的依據(jù)。熊對西方憲政雖也有相當了解，但自度不及楊度，更不及梁啟超，遂在日本私見兩人，委以責任。五大臣歸國次月，朝廷頒布預備立憲詔書，依據(jù)文本居然出自朝廷通緝犯之手，好在當時隱瞞得很好，直到近年夏曉虹教授找到梁的原稿，方得定讞。
 

　　此后熊參與各種開拓與善后，實業(yè)與建設，名氣越來越大。雖然他是最早支持共和的清廷官員，但在民國初期確曾走過一段彎路。他是袁世凱時期第一屆內(nèi)閣的財務總長，二次革命被鎮(zhèn)壓后，更出任內(nèi)閣總理，雖有第一流人才內(nèi)閣的時譽，但副署袁解散國民黨的政令，實在讓他背上了黑鍋。1916年他退出政壇，自述雖“飽嘗憂患”，但“受人愚弄，被人排擠，以潔身而遭污辱，以善因而得惡果，直視政治為罪惡，社會為蛇蝎”，有自解，更感厭惡，唯愿在“閉門終養(yǎng)”中度過余生。如果真這樣，他只能以失敗政客留名青史。
 

　　熊希齡晚年之所為，為其個人歷史翻開綺麗的篇章。開端是1917年的順直救災。河北境內(nèi)天雨連綿，山洪暴漲，五大河潰漫，災民逾六百萬，為“五十年來所未有”。他感慨“出仕十余年，從未直接為民做事”，乃允出任京畿水災河工督辦，為賑濟災民、根治水患盡了心力。此后在籌賑五省旱災、籌賑湖南兵災水患，以及救濟京師貧困老弱，組織世界紅十字會，他都積極參與，建立甚多。當然最重要的是成立香山慈幼院。
 

　　他看到持續(xù)戰(zhàn)亂和天災，使許多幼弱兒童無家可歸，更遑論教育，有限的賑濟根本無法解決，決意成立永久性兒童教養(yǎng)機構，選中了距離京城三十里的前清行宮靜宜園。當時此地尚屬前清皇室管理，他動用各種資源，獲得允許，乃召集名流富賈，征集善資，成立機構，建立校園，到1920年成立香山慈幼院。最盛時在校學生多達近一千六百七十人，從日常生活，到文化教育，到人格養(yǎng)成，生存技能，都由院方負擔。熊希齡時時感到人員眾多，經(jīng)費緊張，雖竭蹶支撐，仍舉步維艱。他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和工作實績，得到公私各方支持。到1931年夫人朱其慧去世后，他更“深感家產(chǎn)私有觀念甚屬無謂”，乃邀請親友成立“熊朱義助兒童幸?；鹕?rdquo;，將個人所有動產(chǎn)、不動產(chǎn)全數(shù)捐獻社會，在北京、天津、湖南開辦十二項慈幼事業(yè)。所捐包括公債票、股票、房契三項，總計大洋二十七萬五千元，白銀六萬二千兩，且全部說明收入來源。他時有兩女已嫁，一子殘疾，自己六十三歲，僅每月取息四百元作生活費（己二百五十元，子一百五十元）。就我所知，當時一元可開一桌酒席，三元可為住家保姆一月薪資，可知他捐款之巨大。這種傾家資全部付與慈善之行為，古今均屬罕見。
 

　　熊的最后十年，南京政府成立，民族危機加劇，他以北洋舊人的身份，積極參與抗日工作，也足動人。上海“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浴血奮戰(zhàn)，他致電軍方，要“集社會資力，共商撫恤遺族辦法。凡殉難將士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撫恤，均為設法照料。其無父母之子女，則盡收入各慈幼院及其他孤兒院為之教養(yǎng)，以慰忠魂而勵將士。”認為這是“國人后死者之責，決可使其放心瞑目也”。長城抗戰(zhàn)，他率長女及救護隊親臨前線，臂纏紅十會袖章，白髯飄飄，慰問演講，激勵士氣。行前更自書壙文云：“國難方殷，余當以身許國，馬革裹尸，或遂其志。”做好犧牲的準備。淞滬戰(zhàn)起，他恰從青島遷滬，表示“國難當頭，余亦國民一分子，應為國家社會稍盡義務，以求良心所安”。乃設臨時傷兵醫(yī)院四所，難民收容處八處，醫(yī)治傷兵八千多人，收容難民兩萬余人，日以繼夜，勞心勞力。南京淪陷方倉惶離開上海，到香港僅一周就因旅途勞頓，加上刺激太深，突發(fā)腦溢血去世。
 

　　熊晚年另一件轟動全國的事情，是以六六高齡，迎娶三十六歲的毛彥文為妻。不但婚禮隆重，要客云集，加上“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發(fā)雙雙，紅顏對對，白發(fā)紅顏眉齊眉”、“舊同學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之類謔聯(lián)風靡一時，更使中外矚目。熊與妻朱其慧伉儷情深，妻亡時他已六十一歲，本無意再娶，同穴墓也做好，夫妻共同財產(chǎn)全部捐出。改變初衷的原因，一是其女熊芷與內(nèi)侄女朱曦的撮合，毛與朱為早年同學；二是他對毛的好感，特別是希望由毛繼承他的慈幼事業(yè)。
 

　　毛為浙江江山人，金陵女大畢業(yè)后，赴美國密歇根大學獲教育學碩士，當時很少見。當時毛任職于復旦大學，朱曦、熊芷勸說數(shù)月，毛方允接觸。熊此后致毛第一信，自述“國難、家難同時并作，仆之觀念消極萬分”，加上病魔纏身，“僅欲得一看護，照料病軀而已”。又稱“自覺生命將及垂萎”，得毛消息，“仆不僅為個人家庭幸福慶，且為所辦慈幼教育事業(yè)無量數(shù)之兒童幸福慶”，即包含公私兩方面之考慮。毛當然也有女性應有的慎重與猶豫，熊寫了大量述情詩詞，也曾俯躬到復旦宿舍久候，終于功德圓滿。
 

　　老少婚當然引起許多揣測，男重色，女重財，畢竟是一般認識，事實則是基金會因熊新婚，建議將熊捐款全數(shù)退回，為毛拒絕，僅略增生活費而已。熊逝世后，毛隨南遷之慈幼院奔走西南，將熊的工作繼續(xù)光大。兩人實際婚姻雖僅兩年余，毛后終身未婚，九十歲后與當年的香山孤兒一起，將熊之遺骨自香港遷葬香山，為這一驚世婚姻畫上最后句點。
 

　　作為政治家，熊希齡建樹甚少，所作也頗多爭議，但作為中國近代慈幼事業(yè)之開拓者，則在歷史上留下濃重一筆。他是傳統(tǒng)士人，家國情懷始終縈繞心中；他也是新派人物，了解西學的理財家，虔誠的佛教徒，以慈愛之心恪盡社會責任。他的作為，值得今人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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