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幾何原本》的徐光啟、利瑪竇，為什么半途而廢

 

 

　　徐光啟大概是在被訛傳成小漁村的古代上海名氣最大的人物。這當然不只是因為他官做得大（明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nèi)閣次輔），而是因為他對中外科技交流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貢獻。

　　徐光啟

 

　　這一切是從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開始的。當年，徐光啟從家鄉(xiāng)上海赴京應(yīng)試，路過陪都南京時拜會了一位洋人，利瑪竇。利瑪竇（1552-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一個貴族家庭里，精通希臘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1571年，利瑪竇加入天主教耶穌會，從此立志傳教，不愿婚娶。1581年，耶穌會派遣他到澳門學習漢語，為他們進內(nèi)地傳教做準備。雖然澳門（屬粵語方言區(qū)）很難找到合格的“官話（北方話）”教師，但1585年10月20日，利瑪竇在寄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已經(jīng)寫道，“目前己可不用翻譯，直接和任何中國人交談，用中文書寫和誦讀也差強人意”。

　　利瑪竇

 

　　明朝萬歷十一年（1583年），利瑪竇等人向廣東官員贈送了厚禮，終于被允許在肇慶建立了第一個教堂——花塔教堂，開始了耶穌會士在中國內(nèi)地的傳教活動。起初，這些天主教傳教士被看成是“洋和尚”，為了贏得士大夫們的認可，從1592年開始，利瑪竇改換儒士裝扮，以儒者自稱，生活習俗也全面儒化。他穿士人的絲質(zhì)長袍、蓄胡須、雇仆人、乘轎子以及向有影響的人物贈送厚禮等，遂從“西僧”變成了“西儒”。“卷須、藍眼睛和聲如洪鐘”的利瑪竇不僅講漢語穿儒服，而且通曉中國儒家經(jīng)典，能夠引詩書易禮和孔孟之道的相關(guān)典籍來論證基督教教義；再憑借他從西方帶來的科學知識和機械原理，加上睿智、文雅的談吐，很受明朝士大夫的歡迎?！睹魇?middot;意大里亞傳》中就說“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

 

　　徐光啟也是其中之一。與利瑪竇交談后徐光啟盛贊其為“海內(nèi)博物通達君子”。萬歷三十一年，徐光啟再赴南京，另外兩位耶穌會傳教士接待了他，為他講解天主教教義，并為他施洗，成了天主教徒，教名“保祿”（Paul）。就在他奉教的次年，徐光啟終于高中進士，并考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他將這些都看成是神的恩賜，整個家族都皈依了天主教。做了京官的徐光啟與同樣定居京城的利瑪竇的交往也更加緊密。按照《徐文定公行實》的記載，“（徐光啟）公館京邸，與利子（即利瑪竇）交益密。”為了方便與利瑪竇交往，徐光啟還在利瑪竇的“住宅附近租一房屋”居住讀書，以便于向利瑪竇請教。

　　上海徐家匯教堂

 

 

　　在徐光啟眼里，“西泰諸書，致多奇妙”，相比之下，學習八股文章如同“爬了一生的爛路，甚可笑也”；而利瑪竇等人“其教必可以補儒易佛，而其緒余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世外、萬事萬物之理，叩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shù)之學。象數(shù)之學，大者為歷法、為律呂，至其他有形有質(zhì)之物、有度有數(shù)之事，無不賴以為用，用之無不盡巧妙者”。也正因此，他成了利瑪竇眼里勤勉的學生：“他把從我們這里所聽見的好事和有益的事，或是關(guān)于圣教道理，或是關(guān)于西方科學，凡可以加重我們聲譽的，他都筆錄下來，預(yù)備編輯成書……”

 

　　在利瑪竇帶來的眾多書籍中，徐光啟選中了《幾何原本》。這是古代西方數(shù)學的經(jīng)典之作。古希臘數(shù)學家歐幾里得（Euclid，公元前330-公元前275年）的巨著《幾何原本》集當時希臘數(shù)學之大成，是用公理化方法建立起來的數(shù)學演繹體系的最早的典范之作，在西方甚至被稱為“數(shù)學的圣經(jīng)”。徐光啟認為“幾何原本者度數(shù)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guī)矩準繩之用也。”因此，“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反過來，利瑪竇也認為，“把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譯成中文，此舉不但把科學介紹給大明帝國，提供中國人一種有用的工具，而且也使中國人更敬重我們的宗教”——畢竟，作為傳教士，利瑪竇一切工作的最終目的仍然是在東方傳播“福音”。

　　徐光啟與利瑪竇

 

　　實際上，早在1592年，一個名叫瞿太素的蘇州浪蕩公子已幫助利瑪竇將《幾何原本》的第一卷翻譯成了中文。然而，此人結(jié)識利瑪竇的最初目的，不過是聽說西洋人懂得點石成金，指望從利瑪竇這里學到煉金術(shù)從而發(fā)家致富。這自然是學不到的，而結(jié)果也可想而知，瞿太素對于《幾何原本》的翻譯工作淺嘗輒止。利瑪竇因此告誡徐光啟：“除非是有突出天分的學者，沒有人能承擔這項任務(wù)并堅持到底。”

 

　　幸運的是，徐光啟正是這樣一位合適的人選。徐光啟與利瑪竇翻譯的本子是根據(jù)16世紀歐洲數(shù)學家克拉維斯（1537-1612年）注釋的拉丁文本，全書十五卷，前六卷為平面幾何，卷七至卷十為數(shù)論，卷十一至卷十五為立體幾何。徐光啟幾乎將全部業(yè)余時間和精力都撲在《幾何原本》的翻譯上。自萬歷三十四年秋至三十五年春（1606-1607），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里，徐光啟每天下午前往利瑪竇的住所，利瑪竇逐句講述，他逐字記錄，碰到不明之處，總是虛心地詢問，直到弄通為止?；氐郊依镏螅€要將記錄的稿子加以整理、修改、潤色，時常工作到深夜。

 

　　這對徐光啟而言，自然是個艱巨的挑戰(zhàn)，與同時代的中國士大夫一樣，由于科舉只考八股，不試數(shù)學，徐光啟此前從未涉獵過與數(shù)學相關(guān)的書籍。幸運的是，在譯著過程中，利瑪竇發(fā)現(xiàn)“中文當中并不缺乏成語和詞匯來表達我們所有的科學術(shù)語”。譬如“幾何”一詞，在漢語體系古已有之并有幾重含義，可以表示多少、若干，用于詢問數(shù)量或時間，如“所獲幾何？”；可以表示沒有多久，所剩無幾，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可以表示詢問什么時候，如“其為寶也，幾何矣？”。正是利瑪竇與徐光啟一道，將“幾何”作為專業(yè)數(shù)學術(shù)語引入了漢語體系并沿用至今。

 

 

　　結(jié)果，在“一年之內(nèi)，他們就用清晰而優(yōu)美的中文體裁出版了一套很像樣的《幾何原本》前六卷”。這是西方傳教士翻譯成漢文的第一本科學著作，揭開歐洲數(shù)學傳入中國的新篇章。僅就數(shù)學術(shù)語的制定而言，點、線、面、直角、銳角、鈍角、垂線、對角線、曲線、曲面、立方體、體積、比例等專用名詞，都是由徐光啟與利瑪竇首先確定下來的。后世的梁啟超評價，“徐利合譯之《幾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這絕不是過譽之言。實際上，與一般人的想象相反，徐光啟、利瑪竇的《幾何原本》譯本不但是阿拉伯世界以外的第一個東方譯本，而且與西方許多國家的初譯本來比較，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質(zhì)量上也都毫不遜色。例如，俄羅斯、瑞典、丹麥、波蘭等文字譯本的出現(xiàn)分別晚至1739，1744，1745和1817年。

　　《幾何原本》

 

　　《幾何原本》的翻譯成功為利瑪竇帶來極高聲譽，因為它“介紹了許多中國人前所未聞的知識，非常為中國人欣賞”；“那些矜持自傲的文人學士用盡了努力，卻也無法讀懂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寫成的書（指《幾何原本》）”。

 

　　然而，徐光啟仍然存有遺憾?！稁缀卧尽非傲碜g完之后，徐光啟奉勸利瑪竇繼續(xù)翻譯下去，利瑪竇卻搪塞道，“請先傳此，使同志者習之，果以為用也，而后徐計其余”，婉言加以拒絕。對于個中原委，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利瑪竇譯完六卷后認為已達到了用數(shù)學來籠絡(luò)人心幫助傳教的目的，因此沒有再答應(yīng)徐光啟的要求，《利瑪竇中國札記》里就說，“利瑪竇神父認為就適合他們的目的而言，有這六卷就已經(jīng)足夠了”。也有人認為其實利瑪竇自己也沒有完全掌握《幾何原本》后九卷的內(nèi)容，對于翻譯也是心有余力不足。這種說法的根據(jù)是，在當時利瑪竇學習的羅馬學院中，的確有《幾何原本》的學習計劃，但那是分兩次完成的，第一次在二年級，學習前六卷的平面幾何部分，第二次在最后年級，學習后九卷。可是利瑪竇急于到中國來傳教，沒有學習最后的課程就離開了。其后，利瑪竇忙于各種教務(wù)，再也沒有過學習后九卷的時間和機會，所以，他不熟悉后面的內(nèi)容也是有可能的。

 

　　就在這時，另一個不幸的突發(fā)事件終于造成了歷史的遺憾。1607年5月，也就是《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譯剛剛完成的時候，徐光啟的父親去世了。當時徐光啟盡管已是天主教徒，但按照中國傳統(tǒng)禮教的規(guī)定，仍舊在辦理喪事之后扶柩返回上海，守孝三年（實為廿七個月）。等到“丁憂”期滿，1610年12月徐光啟才回到北京，這時利瑪竇卻已去世半年有余，兩人再也沒有合作翻譯的機會了。

 

　　這使得徐光啟萬分遺憾，感嘆“續(xù)成大業(yè)，未知何日，未知何人，書以俟焉”。直到250年后，另一位中國數(shù)學家李善蘭才完成了徐光啟的夙愿，將全本《幾何原本》譯成了漢文，此是后話不提。

 

　　但無論如何，《幾何原本》的翻譯代表了一個時代。在歷史上，西方的科學體系第一次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由傳教士們大量輸入中國。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利瑪竇于北京病逝（59歲）后，萬歷皇帝破例允許將位于阜成門外的柵欄佛寺作為欽賜塋地，并改建為天主教堂。這是極不尋常的殊榮，因為在此之前“所有在中國傳教逝世的人都葬在澳門神學院的墓地，而且有命令規(guī)定凡死在別處的人其遺體都必須遷回澳門葬在一起”。當時有宦官就此事詢問內(nèi)閣大學士葉向高：“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于利子？”葉向高當即答道：“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論其他事，即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地矣。”恰如李約瑟所言：“即使說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shù)學帶到中國只是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但由于當時東西兩大文明仍互相隔絕，這種交流作為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lián)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邢靜）

 

    轉(zhuǎn)自：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