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細微處見精神——讀錢穆

　　民國學人中，學問做得好的，課也講得好的，其實并不多。王國維、顧頡剛、沈從文，名氣很大，著作頗豐，卻不善言辭，有的已近乎木訥了。于此之中，胡適和錢穆應屬出類拔萃的，學問就不說了，公開演講或課堂講授，引經(jīng)據(jù)典，妙趣橫生，成為北大最受學生歡迎的兩位教授，一時并稱“北胡南錢”。

　　南錢者，即錢穆也。錢穆出身于江蘇無錫東部鴻聲鎮(zhèn)七房橋的一個書香家庭，卻因參與學潮、時局動蕩等原因，僅讀到中學程度就輟學回鄉(xiāng)，從此再未進入正規(guī)學校讀書。在蟄居鄉(xiāng)村教書謀生期間，錢穆“未嘗敢一日廢學”，邊教書，邊讀書，從子部入手，漸得途徑，相繼完成《論語文解》《國學概論》《先秦諸子系年》等書稿，經(jīng)顧頡剛舉薦，以中學學歷進入燕京大學任教，后又轉(zhuǎn)入北京大學，出任歷史系副教授，開設中國通史課程，這是錢穆講授歷史課的開端。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站在課堂上，跟坐在書齋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光有滿腹學問不行，還要善于“傳授”出來。錢穆在北大上了四年的通史課，“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滿”，“講起中國歷史來，見解新穎，史實的援引，尤左右逢源，歷歷如數(shù)家珍”，不知不覺兩小時便過去了。前來聽課的不單是本校的學生、教師，甚至還有附近高校的慕名而來者，比如著名學者楊聯(lián)陞在清華讀書期間，就到北大去旁聽過錢穆的中國通史課。這門課，遂成為錢穆先生教學生涯的“保留曲目”，后來在西南聯(lián)大、香港新亞書院均有講授，極得學生歡迎。

　　此般情形，令人神往。最近，錢穆新亞書院時期的學生葉龍繼整理出版《中國經(jīng)濟史》《錢穆講學粹語錄》《中國文學史》等講稿之后，又將他當年的聽課筆記整理成《中國通史》一書，讓人宛若置身半個多世紀前錢穆的課堂，一睹其“越說越有勁，思想兼帶著史實，如江河之下瀉”的風采。其實早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在陳夢家的勸說下，錢穆就憑借當年發(fā)給北大學生的通史參考資料，寫成皇皇大著《國史大綱》，上下兩冊，五十萬言，構(gòu)筑起旗幟鮮明的史學理論體系。與之相比，葉龍整理出的《中國通史》，更像是錢穆《國史大綱》的“課堂版、極簡版”，既保留了錢穆史學研究的核心觀點，又沒有了學術著作的晦澀高深，要言不煩，點到為止。兩書比照著讀，別有一番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葉龍整理的《中國通史》，因為是課堂實錄的關系，屢屢可見錢穆于史實的講述之余，興之所至地臧否人物，率性坦蕩地點評時事，顯露出其“史學頑童”的另一面。比如有一次，錢穆講到“明代之政事”，講到史書里記載洪武皇帝八天之間收了奏折一千一百六十件，突然大發(fā)感慨：“君王如要獨裁，一定要龍精虎猛，不然一個月收到的奏折將達到三千件以上，即平均每天要看并處理一百件公文。這個君王要有銅頭鐵臂，不然一定吃不消。”言語調(diào)侃之間，又暗隱著對于明代政治的揶揄。如此的學術趣味，在《國史大綱》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而唯有此可愛處，方可見其作為一代大儒的至真與透徹。

　　錢穆曾稱自己真正研究中國歷史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的，因而他的史學觀帶有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色彩。他認為，歷史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開和演進，研究歷史，不僅僅在于弄清歷史的史實，更在于史實背后蘊含著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正基于此，他對當時史學界懷疑一切的歷史虛無主義、打到一切傳統(tǒng)的拿來主義，給予了有力的抨擊。比如講到史前史與神話的關系，他就認為：“神話并非都是靠不住的，嘴講的話不一定有證據(jù)，但可能是真實的，而仍無證據(jù)可說的，卻不一定無證據(jù)。胡適先生認為一定要證據(jù)是不對的。傳說也有可靠的。諸葛亮借東風是神話，但赤壁之戰(zhàn)是真的。”這其實是對古史辨派的直接駁斥。他還借東漢末年儒家思想被削弱、倫理關系被打破、黨錮盛行好人下獄的史實，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若干主張：“五四運動便是要提倡懷疑，重估新價值。這是可怕的。懷疑是黑暗的開始。”寥寥幾句話，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歷史地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一切傳統(tǒng)的激進立場，確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最起碼，今天的人已經(jīng)意識到的，傳統(tǒng)的東西，并不都是壞的。

　　當然，不可否認，錢穆歷史觀形成于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心理之中。有些學術觀點，或有可商之處，比如稱“中國在二千年前已有國立大學了”，非要跟西人比個短長，就顯然有點牽強，至今仍有爭議。但有一點，“為中國文化招魂”，是錢穆一生的學術職志所在，正如他的學生所說，“他為中國‘招魂’是憑藉著他對中國文化的無比信念和他在中國史研究方面的真實貢獻，決非空喊幾聲‘魂兮歸來’的方士之流所能相提并論的”。正因為此，他會常常在中國通史的課堂上，縱橫捭闔，洋洋灑灑，或是借古喻今，或是意在言外，或是旁征博引，而核心始終不離他在《國史大綱》序言里所寫下的初衷：“人類茍負有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則必摶成一民族焉，創(chuàng)建一國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憑依而發(fā)揚光大。若其所負文化演進之使命既中輟，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故非國家、民族不永命之可慮，而其民族、國家所由產(chǎn)生之’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這一點，在《中國通史》的每一個章節(jié)里，均有體現(xiàn)。

　　學問深處是至真，于細微處見精神。讀錢穆，讀《中國通史》，當然并不只是看他在課堂上說說俏皮話，發(fā)幾句牢騷，而更多是要觀照到他于只言片語、嬉笑怒罵之間，傳遞民族文化精神的薪火，“根據(jù)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來打開當前一條出路，來尋求我們此后的新生”。這是任何一個時代的中國人都不能丟棄的歷史責任，也是錢穆一代的學人所能饋贈給我們的最為精深的文化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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