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怪郁結(jié)鄭板橋：表面頹廢派 骨里清教徒？

   【引言】

這是一群被稱為“狂狷之士”的思想者和藝術(shù)家，活著的時候，常常被指目為“異端”，為“名教罪人”。

孔子說：“狂者進(jìn)取，狷者有所不為”，他們其實比孔子之所認(rèn)同，走得更遠(yuǎn)，也更具有原創(chuàng)性，而命運(yùn)的悲苦，思想的無辜，精神的純良，卻莫此為甚。

他們是孤獨(dú)而驕傲，清醒而自負(fù)的。

是他們，讓多少有些蒼白、有些寂寞的兩千年人文歷史，顯得更加靈動而豐盈；是他們，書寫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富有個性的篇章。

【孟澤專欄】

漫話中國狂士之鄭板橋（下篇）苦痛的傀儡

續(xù)接上篇：

憤怒壓抑的前半生

影視劇中的鄭板橋形象

 

鄭燮像

鄭板橋非閉戶讀書者，長游于古松、荒寺、平沙、遠(yuǎn)水、峭壁、墟墓之間，然無之非讀書也。求精求當(dāng)，當(dāng)則粗者皆精，不當(dāng)則精者皆粗。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鄭板橋《自敘》

苦痛的傀儡

濰縣的繁華，板橋在《濰縣竹枝詞》中有很生動的敘述：“三更燈火不曾收，玉膾金齏滿市樓”“云外清歌花外笛，濰縣原是小蘇州”，他還寫到斗雞走狗者的風(fēng)流，富貴人家的闊綽，貧兒的無助等。美麗的風(fēng)物、淳厚的民情、世外桃源的理想，自然也時寄筆端。

板橋于乾隆十一年到濰縣上任，繼續(xù)他介于有為與無為之間的治政。

濰縣的瑣事似乎要比范縣多，板橋用富有戲劇性的手段調(diào)解了不少糾葛。曾有鹽店商人扭一私販上堂，板橋見私販衣衫襤褸，料不是歹徒，便對鹽商說：

“爾求責(zé)撲，吾為爾枷示之如何？”

鹽商首肯。板橋就命一衙役用蘆席做成一枷，高八尺，寬一丈，上首穿一孔戴在小販頭上，又用紙筆，畫竹蘭圖十余張，貼在蘆席上，然后將小販押送鹽店。小販帶“枷”站在鹽店門前，鋪面全部被蘆席遮住，觀者如堵，終日不絕。鹽商大窘，苦求板橋。板橋笑而釋之。

《揚(yáng)州畫舫錄》載：有窮書生控某富商賴婚，板橋?qū)粼谘弥校缓笊美硎?。富翁赴訴，板橋從容說：“貴千金若不肯出嫁，請拿一千兩改變婚約。”富翁欣然出銀千兩。板橋又說：“本堂為您擇婿，一千銀子作嫁資，如何？”富翁謝板橋。板橋便命叫出秀才，公堂成親，富翁無可奈何。

板橋?qū)ΩF苦讀書人的體諒其實是與他的教化策略相表里的。傳說濰縣的貧寒書生韓夢周夜半讀書，瑯瑯有聲。板橋聞悉，解囊相助，著意栽培，后來韓生果然成了進(jìn)士，任安徽來安縣令，愛民如子。

不僅如此，濰縣有錢，板橋主持修文昌閣城隍廟，以宏揚(yáng)教化。他說：

“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娛之哉！況金元院本，演古勸今，精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歡喜悲號，其有功于世不少。”

乾隆十一年，濰縣發(fā)生瘟疫。

第二年又大旱，赤地千里，人相食。板橋擬開倉賑災(zāi)，按規(guī)定，這不是板橋所能自作主張的。有人委婉地勸他不要倉卒行事，以免獲罪于上司，這卻大大地傷害了板橋，他說：

“此何時？俟輾轉(zhuǎn)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

便以百姓所寫借條批出谷子，活萬人。百姓秋后無收成，板橋?qū)⒔钘l大多燒毀，象當(dāng)年他處理家中的契約一樣。這極可能誤構(gòu)借公肥私之罪。板橋刻印章一方曰：“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饑債”，一種道義所激發(fā)的情感上的沖動，使他不愿再替自己著想。他限制糧食囤積，平抑糧價，利用縣令的身份，勸說富戶輪流開設(shè)粥廠，煮粥以食老弱貧殘，又采取“以工代賑”的方法，親自規(guī)劃出修城鑿池的工程，由政府集資招遠(yuǎn)近饑民做工就食。

盡管板橋已盡了心力，濰縣依然不乏流離失所的饑民。

鄭燮《行書軸》 1756年 122.3X46.4cm 紙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他很傷心地寫下了著名的《逃荒行》《還家行》等詩篇，所述生民苦痛，慘不忍睹。“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guān)情”，這首令人贊不絕口的七絕也作于濰縣。

板橋?qū)λ脑姼鑴?chuàng)作有很多今天看來不免有些刻板的要求。他曾在《印跋》中講到：“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勞人”未必指的全是“勞動人民”，但是，他對詩歌等是否反映了“民間痛癢”卻刻刻在心。

按照板橋的正規(guī)表述，藝術(shù)的原則應(yīng)該是這樣的：“敷陳帝王之事業(yè)，歌詠百姓之窮苦，剖析圣賢之精義，描摹英靈之風(fēng)猷。”“自出己意，理必歸于圣賢，文必歸于日用。”“當(dāng)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也”。

基于此，他認(rèn)為，文章詩歌有大乘法如《史記》杜詩，“達(dá)天地萬物之情，國家興亡得失之故”；有小乘法如“六朝”“王孟”，“何與于圣賢天地之心，萬物生民之命？”

顯然，板橋在濰縣的詩文是基本按照他的這種主張而寫作的，還有前后寫的《悍吏》、《私刑惡》、《撫孤行》、《孤兒行》、《故惡》、《田家四時苦樂歌》、《海陵劉烈婦歌》等等。一種對于弱者的悲憫同情，對于善良和道德的珍惜與旌揚(yáng)之意，浸透了紙背。

在濰縣，板橋重訂詩詞抄，手寫印行。在《后刻詩集》中寫道：“板橋詩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yīng)酬之作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他還謙虛地說：“古人以文章經(jīng)世，吾輩所為，風(fēng)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騷壇詞客爾，何與于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屢欲燒去，平生吟弄，不忍棄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yǎng)生民，而以區(qū)區(qū)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如何？”

在過于堂皇的標(biāo)準(zhǔn)下，潛藏著藝術(shù)取消的傾向。

印鑒“吃飯穿衣”

在給堂弟的信中，他除了告誡家人如何為人愛物，如何長忠厚悱惻之情，驅(qū)殘忍刻急之性，還教導(dǎo)讀書的選擇。為了子弟的富貴壽考（他直言不諱這種“私情”，與他論文時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離奇曰淡遠(yuǎn)的“公道”情形截然不同），他不愿子弟學(xué)韓非、商鞅、晁錯之文，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學(xué)郊寒島瘦、長吉鬼語。

這簡直是近于道學(xué)家的口吻了。

濰縣任上七年，板橋勤勉而又機(jī)敏地應(yīng)對著雞零狗碎的大小事宜。其間，還有“乾隆東封書畫史”的經(jīng)歷。乾隆東巡，為籌備皇帝登臨泰山祭祖、祭天，板橋在泰山玉皇頂住了四十多天，策劃布置。后來，他鐫印章曰“乾隆東封書畫史”，以此自炫自勵。

不幸的是，時隔不久，他52歲時饒氏所生的兒子在老家病歿。他曾經(jīng)常寫信托家人教育孩子，一片厚望，以板橋的身世和教養(yǎng)（他顯然知道“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更要讓他反省的是，他是否過分享用了后代的福澤？），以板橋老來得子的親情，打擊可能是巨大的。而在濰縣的作為，雖然他自認(rèn)為時時以古圣賢為楷模，卻并不受器重。在給內(nèi)子堂弟朋友的信中，他屢屢言及他的厭倦和疲憊，“官運(yùn)有夷有險，運(yùn)來則加官進(jìn)爵，運(yùn)去則身敗名裂......惟久羈政海，精力日衰，不仕又無善退之法，自尋煩惱。”“去家十一載，久思解組歸田，以延殘喘。”“頹唐之象，日漸日衰，作宰十?dāng)?shù)年，無功于國，無德于民，屢思乞休，遄返故里，與我弟暢敘手足之情，而猶不見諒于當(dāng)?shù)溃饬钊擞薏坏?，欲笑不能?rdquo;“余已決計告病乞休，若上峰不允，準(zhǔn)備一辭不獲命，則再辭，再辭不獲命，則三辭，務(wù)必遂我初服而后已。”

其時，他的身體似不太好，“足部濕氣”“通宵無眠”“疝氣時發(fā)”“左耳失聰”“目光昏蒙”。也許，還有更重要的理由是，他的內(nèi)心時時躍動著徹底“自由自在”的精靈，特別是當(dāng)他遇到不順心的挫折和變故時。

板橋在《青玉案》一詞中寫道：

“十年蓋破黃綢被，盡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妝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闌燭跋，漏寒風(fēng)起，多少雄心退。”

“絕塞雁行天，東吳鴨嘴船。走詞場三十余年。少不如人今老矣，雙鬢白，有誰憐？官舍冷無煙，江南薄有田，買青山不用青錢。茅屋數(shù)間猶好在，秋水外，夕陽邊”。

板橋曾經(jīng)有賣畫揚(yáng)州的苦心苦旅，有往返于佛道間領(lǐng)略的淡泊況味，這一切，足以讓他將天地間以心氣相競的為人，視作無聊游戲的苦痛傀儡，何況瑣碎的為官？

鄭燮《行書自作唐多令詞扇》。釋文：絕塞雁行天，東吳鴨嘴船，走詞場三十余年。少不如人今老矣，雙白鬢，有誰憐官舍冷無煙，江南薄有田，買青山不用青錢。茅屋數(shù)間猶好在，秋水外，夕陽邊。

三絕詩書畫 一官歸去來

板橋終于從濰縣離任，卻是被解職的。

《小豆棚雜記》謂板橋“因邑中有罰某人金事，控發(fā)，遂以貪婪禠職”，對照板橋自述“我鄭燮之以婪敗，今是歸裝若是其輕且簡，諸君子力跼清流，雅操相尚，行見上游器重，指顧鶯遷，倘異日去濰之際，其無忘我鄭大之淡薄也”，可見他確是“莫須有”的貪婪罪被禠職的。

我們不必把所謂的“貪婪”看得過于認(rèn)真，也不必為板橋“清白”的人格去笨拙的掩飾，如前所述，他開倉賑災(zāi)而將借契焚毀就極可能誤構(gòu)罪責(zé)，何況在明清兩代，單以俸薪的收入是不大可能在家鄉(xiāng)買田地、造屋宇、救貧困如板橋的。

板橋?qū)Υ艘膊⒉挥X得突然。

他很欽佩那種能在作官作人方面左右逢源的“解連環(huán)妙手”，他也理解到“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氤氳而生……蛇蜈蚣財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板橋其實并不可能“得而殺之”。在一幅送給朋友的長卷中，他畫了搖曳有致的蘭花，清瘦孤標(biāo)的竹子，錯落的石頭，又穿插上荊棘數(shù)枝，題曰：“滿幅皆君子，其后以荊棘終之，何也？蓋君子能容納小人，無小人，亦不能成君子。故荊中之蘭，其花更碩茂矣”。對生命如此豁達(dá)的洞察，無疑包括了對于“解職”的始料與不以為意。

板橋終于在61歲時，離開了濰縣，頭戴嵐帽，身穿氈衣，騎毛驢，“囊橐蕭然，圖書數(shù)卷”，還有那把叫“阮咸”的琴。

據(jù)說，在他的任內(nèi)“無留牘，亦無冤民”，百姓感戴，立生祠、祭畫像。行時，紳民夾道，不少人持筆墨索書畫，板橋畫了幾竿清瘦的竹子在風(fēng)中搖曳，題曰：

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

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fēng)江上作魚竿。

然后從容而去。

印鑒“癡絕”

從此江南一梗頑

板橋騎驢而去，揚(yáng)州秀才李嘯村送他一副楹聯(lián)說：

“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

“二十年前舊板橋”已然不是“背人獨(dú)自問真宰”“賣與東風(fēng)不合時”的落魄板橋了。

揚(yáng)州是曾經(jīng)寄寓著板橋的痛苦、相思、落寞、歡樂、瘋狂之所在。壯志與辛酸、風(fēng)流和寂寞，砥礪了他倔強(qiáng)、堅韌而瀟灑的品格，把他帶入到一種遠(yuǎn)離“正人君子”的放逐生涯中：

“十年夢破江都，奈夢里繁華費(fèi)掃除。更紅樓夜宴，千條絳蠟；彩船泛春，四座名姝。醉后高歌，狂來痛哭，我輩多情有是夫。”

“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為看花。”

與落魄困窘同時產(chǎn)生的是無邊的憤怒，

“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夭桃斫斷，煞他風(fēng)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fēng)情。單寒骨相難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磁铋T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細(xì)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鉗恨口，不許長嘆一兩聲？顛狂甚，取烏絲百幅，細(xì)寫凄清。”

也許，就是這種狂怪郁結(jié)的生存境況與精神狀態(tài)，造就了板橋書畫的不同凡響。

“六分半書”是板橋融真、隸、草、篆、畫于一體而自辟蹊徑的“無古無今”的獨(dú)創(chuàng)，布局如“亂石鋪街”，字形怪異、夸張、踉蹌不安，又莫名其妙地瀟灑清秀。相傳，他苦于創(chuàng)新不就，日思夜想，不禁用手在妻子背上橫涂豎抹。妻子驚覺說：我有我的體，你有你的體，人各有一體，你盡在我的體上畫什么？這平常話象當(dāng)頭棒喝，令板橋禪機(jī)頓悟，于是有“六分半書”。

板橋的畫以蘭竹石寫意，蒼茫孤獨(dú)。他說：“予為蘭竹，家數(shù)小小，亦有苦心，卅年探討。”“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為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他執(zhí)意地師法造化、集腋古人（曾自稱“青藤門下走狗”，青藤，即徐渭），將他頑梗高傲又善良軟弱的人格和個性刻畫在大自然的平常物件中。然而，它們狹隘又偏執(zhí)的獨(dú)特面貌（作為藝術(shù)可以不朽），在他當(dāng)年流寓揚(yáng)州時，卻知音恨少。

重返揚(yáng)州，“從此江南一梗頑”，板橋心境坦然，不用再有人為他吹噓捧場。

他在興化建別業(yè)——也就是茅屋三間，但綠圍翠繞，容他自在地起居其中，“舊詩書是我有緣物，新見聞是我最樂事。高朋滿座，能為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窗，可作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兔升沉；借此怡年，亦任燕鴻來往。無心不在遠(yuǎn)，得意不在多，盆池拳石，居然有萬里山川之勢；片言只語，宛然見千古人物之心”。

他的生活、他的精神都是自足、樸素而達(dá)練的。

他的書畫已名聞遐邇，甚至有著“媚俗”的稔熟。盛名之下，不乏無端盲目的趨鶩，“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騷人詞伯，山中老僧，黃冠煉客，得其一片紙只字書，皆珍惜藏庋”。他為杭州太守吳某畫墨竹一幅，吳便“請酒一次，請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綢緞禮物一次，送銀四十兩”，板橋樂得“過錢塘江、探禹穴、游蘭亭，往來山陰道上”，幽默地享受這“平生快舉”。

無時無刻的索畫，有時使板橋煩躁。

他不得不貼出價目，以告示巧取豪奪者：“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云云。

更多的時候，板橋愉快地消磨他“酷愛山水，又好色”（自敘）還喜愛吃狗肉的人生晚景。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板橋的朋友，兩淮鹽運(yùn)使主持垂虹橋修禊事，文人薈萃，詩酒流連。板橋躬踐詞場，一和再和。荒城、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他依然保持他那略具病態(tài)的愛好與感受，依然保持他那柔弱、敏感的愛心，保持著無愧于生命的坦率與誠信。

他說：“板橋游歷山水雖不多，亦不少；讀書雖不多，亦不少；結(jié)交天下通人名士雖不多，亦不少。初極貧，后亦稍稍富貴，富貴后亦稍稍貧”，“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而轉(zhuǎn)入糊涂更難”。

他清醒地守護(hù)純潔的心性而不致迷失在世俗紛擾中，愁慘的經(jīng)歷與樂天的性情使他具有足以洞悉人生本相的幽默，足以存活自己的精明，足以作逍遙游的智慧。

他其實是表面的頹廢派，骨子里的清教徒。

公元1762年，李鱓（復(fù)堂）卒，板橋畫蘭石，并題辭“今年七十，蘭竹益進(jìn)。惜復(fù)堂不再，不復(fù)有商量畫事之人”。

九月，金農(nóng)去世，板橋在濰縣任上時聽到這噩耗（其實是?。銥橹榇餍?，設(shè)位而祭。他曾經(jīng)還為素不識面的袁枚的死（其實未死，誤傳）而痛哭。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丑而雄、丑而秀”的鄭燮板橋，卒于興化，享年73歲。

其時，中國最杰出的小說家吳敬梓、曹雪芹，用他們“淚多于墨”的小說傷感地“終結(jié)”了一個漫長的時代后，剛剛?cè)ナ馈?/p>

（鄭板橋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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