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風易俗：漢代樂府的文化建構(gòu)

　　漢代樂府是漢代的國家機構(gòu)，承擔著國家文化建設(shè)的任務(wù)。漢代樂府學是適應(yīng)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國家文化建設(shè)，在漢代禮樂文化建構(gòu)中逐漸發(fā)生的。故它在樂府的“詩”“樂”關(guān)系這一基本理論范疇方面，繼承先秦儒家樂學“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禮記·樂記》）的政治價值取向，鮮明地強調(diào)移風易俗的社會功用。

　　第一，漢武帝擴大樂府職能是基于正俗的需要。董仲舒向武帝獻的“對策”中比較清楚地闡明了“正俗”的意義：“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娬{(diào)“正四方”之俗對于“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的重要性，要實現(xiàn)“四方正于一”的大一統(tǒng)國家，必須自上而下推行教化工作，而音樂是“正俗”最好的方式。

　　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重點從兩方面展開“正俗”活動：一是重定郊祀之禮，提高“太一”神在國家祭祀中的核心地位，以確立漢王朝大一統(tǒng)的地位和尊嚴。二是“立樂府而采歌謠”，通過樂府機關(guān)采集和加工改造各地方樂俗曲，實現(xiàn)“移風易俗”目的。武帝時期的音樂機構(gòu)有太樂和樂府兩個部門。傳統(tǒng)的宗廟祭祀雅樂主要由太樂掌管，但是當時的先代雅樂已殘敗不堪，“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漢書·禮樂志》），因此，諸如定郊祀祭禮、采集地方歌謠、召集文人創(chuàng)作歌辭、為歌辭配樂等重大禮樂活動，都是依托樂府機關(guān)進行的。從此，樂府不僅主要負責采集和整理各地的方樂俗曲，還掌管《安世房中樂》《郊祀樂》等宮廷和郊祭禮樂。據(jù)《漢書·禮樂志》記載，漢哀帝“罷樂府官”時，樂府官員共有829人，有“郊祭樂”人員、“太樂鼓員”、“《嘉至》鼓員”、“外郊祭員”，有“兼《云招》給祠南北郊用”、“兼給事雅樂用”的諸族樂人，也有“不應(yīng)經(jīng)法或鄭衛(wèi)之聲”的樂員、鼓員等，可見當時樂府機關(guān)的規(guī)模之大、職能之廣。武帝及以后的樂府機關(guān)實際上已經(jīng)承擔了朝廷音樂“上事宗廟”“下化黎庶”（《史記·樂書》）的職能，其“移風易俗”的功能得到充分發(fā)揮。

　　第二，移風易俗成為漢代音樂學核心命題。“移風易俗”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音樂觀，孔子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孝經(jīng)·廣要道》）荀子也認為，音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荀子·論樂篇》）。由于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大興禮樂，使?jié)h代音樂學更強化了儒家音樂的政教倫理功能，音樂移風易俗的價值理念進一步深入人心，成為漢代音樂學的核心命題。

　　《史記·樂書》對音樂如何移風易俗作了具體闡述：“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xié)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wèi)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diào)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意思是說，因為各地的習俗和性情的不同，所以朝廷音樂機關(guān)要博采各地歌謠，并進行“補短移化”的加工和“調(diào)和諧合”的配樂，以實現(xiàn)“助流政教”目的。對嘄噭之聲和鄭衛(wèi)之曲從音樂風格上進行“調(diào)和諧合”的“移化”，也對方俗歌辭從內(nèi)容上進行“補短”，剔除其鄙俗淫逸之情，增添其勸誡教化之義，實現(xiàn)移風易俗的教化作用。

　　漢武帝擴大樂府職能以后，這種“博采風俗，協(xié)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的工作自然成為樂府的主要職責，所以漢代對樂府相關(guān)活動的記載和描述總是放在禮樂文化制度的語境中進行。如《史記·樂書序》記載：“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于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記錄漢高祖劉邦《大風歌》在沛地高祖廟作為宗廟樂四時歌舞，以及孝惠、孝文、孝景三代在樂府機關(guān)平常練習的情況。班固更是將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的活動放在“定郊祀之禮”的文化語境中記錄：“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xié)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shù)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diào)，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這種話語方式，說明樂府學胎生于漢代音樂學的事實，同時也體現(xiàn)了漢代音樂學對樂府“移風易俗”價值功能的體認。

　　第三，移風易俗成為漢代評價樂府行為的重要標準。班固《漢書·藝文志》將武帝“立樂府而采歌謠”行為放在“觀風俗、知薄厚”的社會功能系統(tǒng)中觀照。《漢書·禮樂志》論及漢代郊廟歌詩時說：“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diào)均，又不協(xié)于鐘律，而內(nèi)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對樂府以“鄭聲施于朝廷”表示出極大的不滿。漢哀帝下《罷樂府官詔》指出：“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jīng)非鄭衛(wèi)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處理結(jié)果是，“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lǐng)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yīng)經(jīng)法，或鄭衛(wèi)之聲，皆可罷”（《漢書·禮樂志》）。這些論述是將樂府音樂作為漢代禮樂制度的一部分看待的，對其中一些超越或違背移風易俗作用的樂府行為，往往以“鄭聲”視之，并予以貶斥和批評。體現(xiàn)了漢代樂府學移風易俗的價值標準和儒家禮樂文化立場。

　　漢代樂府學移風易俗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其在“詩”“樂”關(guān)系的認知上秉持樂為本、詩為用的觀念。班固論述“禮”“樂”的功能時說：“樂以治內(nèi)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在他看來，禮樂的主要功能是實現(xiàn)“揖讓而天下治”。又說：“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fā)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管弦。”（《漢書·禮樂志》）音樂“和親”的喜悅之情難以表現(xiàn)，就借助“詩歌詠言”的方式表達。從“詩歌”服務(wù)于音樂“和親”目的來說，“詩”與“樂”是一體的。這種觀念，還體現(xiàn)在漢代“歌”“詩”連稱的稱名方式上。

　　總之，樂府學發(fā)生于漢代禮樂文化建構(gòu)活動，并在漢唐之際的樂府演唱、樂府詩創(chuàng)作和傳播實踐中逐漸形成。其核心觀念來源于漢代音樂學對禮樂之本與禮樂之用的探討，基本的理論范疇是“詩”“樂”關(guān)系。魏晉以后，“聲”“辭”逐漸分離，樂府的“詩”學意義受到重視，衍生出樂府詩的譜系、體類、擬題方式、題材內(nèi)容等命題，但樂府學主要問題始終圍繞“詩”“樂”關(guān)系這一基本理論范疇展開，這是樂府學作為音樂文學之專學的根本所在。宋代《樂府詩集》的編撰，標志樂府學進入全面總結(jié)階段，元明清相沿而下，整理和研究樂府者不斷增多，形成相對獨立的研究范疇和學術(sh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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