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由雋永向理性煮文鬻字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沒有哭。只說：

　　“你明白家里的難處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為要考慮準(zhǔn)備的事情還太多，他只說了兩句：

　　“千斤的擔(dān)子你先擔(dān)吧，打走了鬼子，我回來謝你。”

孫犁作品 資料圖片

　　這是《荷花淀》中的對白。《荷花淀》如一首雋永的敘事詩，文字簡潔留白，氣韻生動，余味無窮。這樣的文字理應(yīng)出自感性而浪漫的具有詩人般氣質(zhì)的年輕作家，這正是青年孫犁的文字。孫犁是個真誠的作家，他的文字是他內(nèi)心世界的一面鏡子。他浪漫而多感，含蓄而深情，盡管他老年的文字理性、平淡，他的多愁善感仍找得到蹤跡。如他在《題〈蒿里遺珍拾補〉》中說：“在一張‘地券’的說明中，有這樣的記述：這個磚券，在水災(zāi)后沖出，一個農(nóng)民拾到，想叫人看看賣了，后來一想，怕人說是‘盜墓’（他深知這是大罪過），又反悔了，‘放回原處’去了。這是一個典型的樸實農(nóng)民的心理寫照，看過后有久違之感。”行文至末，他又嘆道：“看一本破書，引起沒用的感慨，非讀書之原意也。此所謂多愁善感歟？”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

　　又如，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書衣上，他寫道：“昨晚臺上坐，聞樹上鳥聲甚美。起而覓之，仰望甚久。引來兒童，遂踴躍以彈弓射之。鳥不知遠(yuǎn)引，中二彈落地，傷頭及腹。乃一虎皮鸚哥，甚可傷惜。此必人家所養(yǎng)逸出者。只嫌籠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彈弓。鳥以聲亡，雖不死我手，亦甚不怡。”這樣雋永而深情的句子，必定出自溫柔而多情的人！

　　孫犁早年寫了大量的詩化小說，塑造了“水生嫂”等藝術(shù)形象。如同沈從文后期從小說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文物研究，張愛玲后期從小說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研究、考據(jù)與譯注，孫犁晚年也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閱讀史籍與寫作讀史筆記上。除了時代原因，與個人的閱歷和志趣不無關(guān)系。

孫犁作品 資料圖片

　　孫犁在《我的史部書》中說：“我在青年時，并不喜好史書?；叵朐趯W(xué)校讀書的情況，還是喜歡讀一些抽象的哲學(xué)、美學(xué)，或新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說。至于文藝作品，也多是理想、夢幻的內(nèi)容。這是因為青年人，生活和經(jīng)歷都很單純，遇到的，不過是青年期的煩惱和苦悶，不想，也不知道，在歷史著作中去尋找答案。”又說：“有了一些人生的閱歷和經(jīng)驗，我對文藝書籍的虛無縹緲、纏綿悱惻，不再感興趣。即使《紅樓》《西廂》，過去那么如醉如癡，傾心的書，也都束之高閣。又因為腦力弱，對于翻譯過來的哲學(xué)、理論書籍，句子太長，修辭、邏輯復(fù)雜，也不再愿意去看。我的讀書，就進(jìn)入了讀短書，讀消遣書的階段。中國的史書，筆記小說，成了我這一時期的主要讀物。”這說明孫犁的文風(fēng)從早年的恬淡、雋永向晚年的理性、平淡轉(zhuǎn)變，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不是不再相信人間的純美與真情，而是面對煩難世事，主動在史書里尋求答案。

孫犁作品 資料圖片

　　孫犁在《讀〈舊唐書〉記》中借文人之命運澆自己心中之塊壘。世事變遷，桑榆晚景，撫今追昔，他不免感嘆：

　　我少年時，追慕善良，信奉道義。只知有惡社會，不知有惡人。古人善惡之說，君子小人之別，以為是庸俗之見。及至晚年，乃于實際生活中，體會到：小人之卑鄙心懷，常常出于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懼聞惡聲，遠(yuǎn)離小人。知古人之論，并不我欺。變化如此，亦可悲矣！

　　每每讀這段話，都會感嘆孫犁的善良和不諳世事。內(nèi)心有多善良和純真，才會“只知有惡社會，不知有惡人”，才會懷疑古人的“善惡之說”“君子小人之別”是庸俗之見。對人性惡的發(fā)現(xiàn)，恐怕是他無意中效仿陶淵明“息交絕游”的原因吧。雖然同時代的許多人評價他“刻薄寡恩”，但深入他的內(nèi)心世界，你會發(fā)現(xiàn)他只是用冷漠作盔甲，守護(hù)他清凈的書齋生活。

　　北宋詩人梅堯臣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大文豪蘇東坡也說過：“大凡為文當(dāng)使其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孫犁晚年的文風(fēng)真正做到了“漸老漸熟”。

　　孫犁藏書、修書、護(hù)書、讀書、寫書，實為當(dāng)仁不讓的書癡。他的后半生就是在書齋中度過的。書籍既是他的生命源泉，又是他的異類知己，還是他的避風(fēng)港灣。作為傳統(tǒng)文人，他從陶淵明和蘇東坡身上汲取了精神養(yǎng)料，成為他精神氣質(zhì)的一部分。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歸隱，每日耕作、飲酒、遐觀，樂夫天命，自謂羲皇上人。他既有“萬物皆有托，孤立獨無依”的孤獨之嘆，又有“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的怡然之樂。他“息交絕游”的交友宣言，自覺將自己與異化的現(xiàn)實社會隔離開來。孫犁如陶淵明，也在仕途和交友方面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不以心為形役”。孫犁早年靠著一支生花妙筆，歌頌勞動人民的勤勞淳樸，歌頌革命事業(yè)的正義力量，為革命事業(yè)的宣傳工作作出了貢獻(xiàn)。新中國成立后，孫犁并沒有居功自傲，他盡心在書齋里煮字鬻文。

　　蘇東坡一生仕途坎坷，卻未消沉意志。他隨緣任運，與其所自號的“東坡居士”名實相符，真正做到了禪宗的“擔(dān)水砍柴，無非妙道”，將日常生活審美化，將逆境化成人間的風(fēng)景。孫犁自覺選擇了書齋生活后，沒有患得患失，沒有失意文人廟堂與江湖之間的進(jìn)退維谷，他完全安于自己的選擇，像蘇東坡一樣做到了無悔無懼。

　　比之陶淵明和蘇東坡，孫犁既有陶淵明的清貞決絕，又有蘇東坡的達(dá)人知命。如同他的讀史心得所說的“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是寬容的，并不以人廢文。文人并無力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善處自己的境遇的”，孫犁在他的時代里最大限度實現(xiàn)了善處自己的境遇。這是他的深邃，也是他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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