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自2005年啟動以來,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訂本《史記》,后陸續(xù)推出修訂本《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及《魏書》;修訂本《南齊書》也終于在今年的上海書展上與讀者見面。
景蜀慧女士1991年博士畢業(yè)于四川大學歷史系,先后在四川大學和中山大學歷史系任教。她師從著名文史專家繆鉞先生研治魏晉南北朝歷史與文學,并得到古典文學專家葉嘉瑩教授指導。作為《南齊書》修訂組負責人,景教授在此次采訪中對相關問題作了詳盡、深入的介紹。
景蜀慧(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與“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史籍相比,《南齊書》的“存在感”似乎低了些,名氣比不上“前四史”,篇幅也不及《元史》《明史》等。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南齊書》?
景蜀慧:南朝宋齊梁陳四代,南齊首尾僅二十四年,是時間最短的一個王朝,《南齊書》就記載這二十四年的歷史。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一般人對《南齊書》的重視程度不是太夠。從修撰的角度,宋人對此書的批評較多,北宋曾鞏?!赌淆R書》,在《南齊書目錄序》里有一段評語評價蕭子顯,認為蕭的史才和史識都欠佳。曾鞏的話對宋人很有影響,后來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認為蕭子顯“文比七史最下”。又因為蕭子顯是前朝帝王子孫修前朝史,后人對它作為史書的客觀公正性也有懷疑。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對《南齊書》盡管有批評,但肯定了這本書的史料價值,說其書撰寫“直書無隱,尚不失是非之公”,“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是比較公允的評價。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對《南齊書》的史法也比較稱贊,認為蕭子顯善于寓褒貶之意于史實之中,對史中人物“不著一議,而人品自現(xiàn),亦良史也”。后來的學者從史學角度也都對《南齊書》持肯定態(tài)度,我的老師繆鉞先生為我們講授《魏晉南北朝史籍》課程,對這本書也是推重的。
前人的這些評價當然對我們了解《南齊書》很重要,而我們在修訂的過程中,也通過較細致的梳理,對這本書的價值有一些新的認識。總體上我覺得《南齊書》非常重要,不以它僅記二十余年歷史而影響它的價值。從作者身份、書的內容、代表的觀念、文風等各個方面來看,《南齊書》都是值得重視的。
那么,能否請您具體地談談,這幾個方面都有哪些新的認識?
景蜀慧:首先,從作者身份來看,如前人所言,《南齊書》屬于當代人寫當代史,這是這部史籍的一大特點。二十四史中,許多部正史都是后人根據(jù)前人留下的舊籍文獻編撰而成的,但《南齊書》不然,對蕭子顯而言,他記載的許多就是他所經(jīng)歷過的事情。蕭子顯的祖父是齊高帝蕭道成,父親是高帝次子、當時特別顯赫的豫章文獻王蕭嶷。蕭嶷有子十六人,蕭子顯因自幼聰慧而特得父親喜愛。蕭嶷死時子顯五六歲,而齊亡的時候蕭子顯已經(jīng)十幾歲了。他對蕭齊史事的了解掌握,可能來自家族親友的敘述,也可能來自他親眼所見,同時他也有較多機會接觸到皇室所藏的圖書檔案,因此對蕭齊一代各種制度、禮儀、職官和朝廷行政人事的若干內情有較多了解。
這樣的條件,一方面固然使《南齊書》所記史事較為可信,史料價值比較高,但另一方面,書中的許多寫法如對蕭道成盡量隱惡揚善,對豫章王嶷也在高帝諸王之外另立長傳,極力褒揚,而對殺盡高武子孫的蕭鸞和其子東昏侯等則不吝筆墨,直書其惡等等,也難免引發(fā)質疑。后人據(jù)此批評其修史摻雜個人家國感情恩怨,或有失史家之客觀公正。
然而,如果我們今天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寫法或許也并非毫無是處。比如蕭子顯為父親蕭嶷作長傳,美言多多,趙翼說他“于豫章傳鋪張至九千馀字”。其實,深入該卷內容可以看出,蕭子顯其實并不是一味虛美,而是有不少實在的材料。傳中所記史事具體材料來源,不排除有出自家藏者,包括一些蕭嶷與高帝、武帝父子兄弟間的書啟往還,除了反映帝室宗王間的復雜微妙關系,也大量涉及宋齊易代之際,以及齊高、武之世的朝廷服飾儀仗、官場俸祿、政風、吏治等豐富細節(jié),絕非對蕭嶷一人的“褒美頌善”所能概括。又比如,有人認為子顯把東昏侯的昏暴劣跡寫得特別多,實際上我覺得他只是沒有刻意掩蓋修飾而已。
蕭子顯撰寫《南齊書》經(jīng)過奏請,撰成后是要奏上朝廷,給梁武帝看的,因此他寫作中確有不便言說或需要小心避諱的地方。但在古代,雖然無法做到直書無隱,一些秉承良史傳統(tǒng)的史家仍會在其歷史書寫中有意無意地透露一些隱秘史事的蛛絲馬跡,用“春秋筆法”曲折揭示歷史真相。細讀之,《南齊書》中這類痕跡是存在的,一些表述也是不無微意的。比如對宋齊、齊梁易代之際、齊明廢立之際等歷史敏感時期某些史事的記述,頗存委曲;對一些重要政治人物褚淵、王晏、蕭諶蕭坦之等,都是實錄其言行而不加任何褒貶,但其背恩負義之行昭然若見,細心的讀者可以從史文中體會到隱微的譏刺之意。
那么,《南齊書》的內容方面,哪些值得我們重視呢?
景蜀慧:《南齊書》保存了許多獨到的史料。趙翼曾說“《齊書》多載詞章,少載事實,……連篇累牘,不減一字”。確實《南齊書》各卷都大量載錄當時的詔書符檄奏疏及書啟等文字,和后世史書如《南史》《通鑒》不同,往往未作節(jié)錄,里面保留的信息量很大,廣泛涉及當時的觀念、文化、政治、經(jīng)濟、田租賦役、刑獄、選舉、吏治、行政運作、朝廷關于民生的政策,統(tǒng)治集團內部對國事朝政各項制度的討論等等。這些材料,在某種意義上可算沒有經(jīng)過后人改寫的第一手材料,而且還保留了許多當時的習語、口語,從各個層面來說,都是深入研治這段歷史的重要史料,其價值不可低估。而我認為現(xiàn)在的南朝史研究中,對這些材料用得還很不夠。
您能具體舉些例子嗎?
景蜀慧:以《南齊書》中的志為例:南朝五史中,只有《宋書》和《南齊書》有志。《南齊書》共有八志,一些通常認為比較重要的制度內容,比如食貨、刑律等,也許是材料匱乏,沒有立志。所立諸志,大多內容較簡,但也具一定特色?!抖Y志》《樂志》據(jù)實而書,首尾條貫;《州郡志》和宋志相比,較簡陋,州郡沿革多有脫漏,且不載戶口數(shù),但仍可以算是一篇自成體系可用于研究考證的文獻材料?!栋俟僦尽酚涊d以簡明著稱,《宋書》的《百官志》分上下兩卷,所記官制內容接續(xù)《續(xù)漢志》,有關的職官設置追溯到曹魏時期,包含了幾個朝代的職官制度變化,真正寫劉宋一朝的內容反而并不太多。而《南齊書》只記南齊一代,從短短二十幾年時間中理出一篇頭緒較為清楚,內容頗詳備的官志,史學界評價一直是比較高的。
《宋書》輿服的內容包含在《禮志》之中,《南齊書》與之不同,在《禮志》之外單獨設了《輿服志》。里面有關車服的很多內容很獨到,比如關于玉輅、輦車等,描述詳盡細致,許多細節(jié)為前后朝代輿服志中所無,值得重視。涉及車輿裝飾的許多文字我們現(xiàn)在讀起來仍覺得有難度,因為有一些名物詞匯在文獻中幾乎無從查考,不知道所指為何,只能期待未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或許能從新出土的文物中找到能夠對應的資料,進行深入研究。
《南齊書》的天文記載詳實清晰,對天文史研究是非常珍貴的史料?!短煳闹尽分械挠涊d “起建元訖于隆昌”,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南齊高武時期的天象記錄,且只記天象不加星占,極具特色。古代觀念中,天象和人事是相關的,日月五星的運行變化和王朝政治盛衰軍事成敗有非常密切的對應關系。各史《天文志》或《天象志》在記錄天文現(xiàn)象后,一般都會加上星占的內容,說明該天象與某人事有何關聯(lián),或兆示將要發(fā)生的某事等等,同時期的《宋書》《魏書》也都有這些內容。但《南齊書·天文志》的記載非常獨特,所記“三辰七曜之變”基本上不加任何占語,就是非常純粹干凈的天象記錄。
我們利用谷歌開發(fā)的Stellarium模擬星空軟件與《南齊書·天文志》記錄的日月五星運行變化進行比對,絕大多數(shù)都可以對應,由此可以判斷《天文志》中的記載準確度是比較高的。由于南齊建元元年到隆昌元年與北魏太和三年到十八年有十五年時間重合,我們也比對了《魏書·天象志》同時期的記載,發(fā)現(xiàn)各有同異。一些差異很微妙,有時干支僅相差一天或者半天,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南北雙方的記錄標準不同,觀測方位角度也不一樣所致。和谷歌模擬星空軟件核對以后,發(fā)現(xiàn)《南齊書》和《魏書》的記錄各有對錯,總體上說《南齊書》要更為準確一些。以往認為《魏書·天象志》的天文記載或多抄自《南齊書》,但實際上看來情況并不如是,其中所顯示的歷史信息,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Stellarium模擬星空軟件內容預覽
八志中有一些志是歷來評價比較低的,比如《祥瑞志》。和宋書的《符瑞志》一樣,《祥瑞志》受到后人較多的批評,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祥瑞多載圖讖”;清代四庫館臣認為其“附會緯書”,荒誕不經(jīng),是史家為了迎合流俗,討好篤信圖讖的最高統(tǒng)治者而撰。但這只是后人的看法,《祥瑞志》中各種貌似不經(jīng)的記載,涉及南朝政權的合法性,在當時的重要應該是不亞于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諸志的。
南朝時期,寒人皇帝憑借武力,自行廢立,用所謂“外禪”的方式建立新朝。其執(zhí)政合法性的薄弱,使得他們必須要利用江南的民間信仰傳說以及新傳入的佛教等宗教來制造祥瑞,建立自己是受上天庇佑的統(tǒng)治者的形象。這些內容載入史志,顯示了當時強烈的現(xiàn)實政治需求。因為在東晉以前,政權禪代可以靠統(tǒng)治者閥閱門第,加上堯舜故事五德終始這些觀念的東西來建構合法性;而到了南朝,如趙翼所言,“去古日遠,名義不足以相維”,缺乏政治資源、純靠武力起家的執(zhí)政者要表現(xiàn)天命所在,只能利用民間的一些文化傳統(tǒng),對一些民間視為禎祥的自然現(xiàn)象加以渲染附會,所以《祥瑞志》不惜瑣碎,記錄了大量自然異象,作為齊高帝蕭道成受命于天的祥瑞依據(jù)。除高帝外,還有很多瑞象是應于齊武帝的,由此滿足統(tǒng)治者的虛榮并進一步表明上天對齊所受天命的確認。到永元末出現(xiàn)的祥瑞,就是屬于蕭衍的了。從這些材料中去認識分析當時政治、社會、民間信仰、文化心理的諸多情況,是非常有趣的。
說到當時的政治、社會、民間信仰、文化心理,《南齊書》應該最能直接地體現(xiàn)這些方面的情況了吧?畢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
景蜀慧:蕭子顯的史法背后體現(xiàn)了一些當時的觀念,這是值得我們今天重視的。舉個例子,沈約撰《宋書》,并未立文學傳或文苑傳,但他在《謝靈運傳》里作了一篇很長的論,其地位相當于他心目中的文學傳論?!赌淆R書》則專門設有一篇《文學傳》,所以在正史里出現(xiàn)《文學傳》是從《南齊書》開始的。之前有不少學者據(jù)此指出,這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今天意義上“文學”的觀念,也注意到它背后代表的學術轉換的一些線索。但我們修訂時認真考慮了這個問題:這個“文學傳”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文學傳”嗎?
《南齊書·文學傳》里的人物,有一些是以詞章著名的,像丘靈鞠、卞彬、丘巨源等,他們是文士,但他們在當時的文學圈子里地位都不高,在后世文學史中也不是最重要的角色。真正文學地位高的人,像謝朓、謝超宗、王僧虔等,這些出身高門、大家公認的文學家,或者說貴族文學的代表人物,基本上不在《文學傳》里?!段膶W傳》里的丘靈鞠這些人,大多是南方土著的文士,當時人認為他們所寫的是游戲文章、諷刺文章,未必能算是文采高華的作品。傳中另一位文士陸厥參與了當時的主流的文學討論,但他的關注較多集中在文章的宮商清濁這樣比較專門的學問。
《文學傳》里除了這一部分人之外,還有史家,像檀超、王逡之等。檀超是為齊史修撰制定體例的人,以史才著稱;王逡之兄弟則長于禮典,熟諳朝廷的各種禮儀典章制度之史,所具乃史家之才學。
《文學傳》中還有一位在科技史上很著名的人物,就是祖沖之。蕭子顯在傳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引述祖沖之為所造新歷上朝廷表以及他的博學善算,制作發(fā)明之才,涉及《大明歷》的內容比《宋書·歷律志》所載更為詳盡。
《文學傳》中還有治譜牒之學的賈淵。譜學在當時也是一種專門的學問,傳中提到賈淵當時受賄為人編造家譜,事發(fā)獲罪,差點被殺。
所以《南齊書·文學傳》非常有趣,里面的人物林林總總,品類眾多,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就是研治各種專門學問的人,各類學者,蕭子顯把他們編成一個類傳,名曰“文學傳”。其中所透出的歷史信息與時代觀念,頗值得玩味。這里的“文學”與今天的含義顯然不太一樣,至少是比今天要更為寬泛。但這個名目被后人吸收,自《南齊書》以后,《梁書》《陳書》《隋書》也有了文學傳,但其中人物就以文士居多了。
最后,從文風這個角度,您對《南齊書》作何評價呢?
景蜀慧:南朝五史中,《宋書》《南齊書》系由當代人所寫,作《宋書》的沈約是大文學家,文采斐然,這是無可爭議的。可是蕭子顯在《南齊書》中體現(xiàn)的文筆,歷來評價似乎不是很高。唐代劉知幾《史通》認為蕭子顯“文傷蹇躓”;北宋曾鞏也認為蕭子顯的文字實在太差,其文“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可是自我感覺還很好,為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
為什么唐宋人有此批評?無疑,其中確實有蕭子顯為文并不盡善的緣故,南齊書各卷尤其史論部分,行文不無晦澀滯礙、佶屈聱牙,理路和文筆不夠暢達顯豁之處。影響到其史文中意旨的表達?!赌淆R書》的這種文風為宋人所不喜,宋人的文風綿密、嚴謹,一定要把話說得很到位,一層層表達清楚,很有章法。所以他們會認為子顯文中多“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病,不夠自然流暢。
但我們今天從《南齊書》整體來看,蕭子顯雖非當時最出色的史家,然而作為六朝作者,文筆深具六朝特點,其敘事簡而能詳,間有文采,表現(xiàn)出比較典型的南朝文風。六朝為文與唐宋以后是不太一樣的,比如《世說新語》,它的表達一般是非常簡練含蓄的,對人事的評臧否都蘊藉委婉,要言不煩,點到為止,讓讀者自己去想象體會。所以我們會覺得六朝文風是很有馀韻的。蕭子顯在《南齊書》中,也比較多地表現(xiàn)出這種六朝特點,一方面敘事追求簡練含蓄,有馀意,表達注重傳神,不無奇崛。另一方面也多少染有齊梁文壇的雕琢翰藻,駢對用典,重視辭采之風。加之當時人事多有敏感忌諱處,一些表述也只能點到為止,給人以文意未盡的感覺。
總而言之,《南齊書》確實體現(xiàn)了六朝人寫作或者敘事的一種風格和習慣,但后世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接受。到明代以后,時人對這種六朝文風更覺隔膜,對有些讀不太順的地方,甚至會懷疑是否文有脫漏。因此明南北監(jiān)校訂重刊《南齊書》,往往根據(jù)《南史》《冊府》等改補《南齊書》,有些地方所補多達數(shù)十字。原點校本較多地吸收了明代《南齊書》版本的校訂內容,此次修訂,我們在深入理解蕭子顯史筆文法及時代語境基礎上,刪除了一些明人對《南齊書》的改補,希望能盡可能地保留恢復蕭子顯所著史書的原貌。
此前中華書局總經(jīng)理徐俊接受《上海書評》采訪時曾提到,當年的“二十四史”整理“主要依靠學者個人的學術積累來完成”,其中舉了《南齊書》點校者王仲犖先生作為“斷代史頂級學者”的例子。能否請您談談,王仲犖先生對點校本《南齊書》的貢獻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景蜀慧:王仲犖先生對《南齊書》的貢獻非常大。我們的整個修訂都建立在原點校本的框架上,他的點校工作是開創(chuàng)性的,所謂“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沒有他奠定的基礎,今天的修訂也就無從談起。
老先生當年完全是依靠個人學問功底完成這項工作,相較之下,我們今天的條件要好得多。一方面,從史料文獻,到史學研究本身,學術上有了很重要的發(fā)展。對史料的基本認識、史料生成過程中的相關問題,都有更深入的考慮,很多觀念有重大的突破。并且,這幾十年來許多海外學術研究成果,像我國臺灣,及日本歐美學者的相關研究也能夠被我們所了解和吸收。另一方面是技術手段的改善。通過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據(jù)庫等技術手段,我們能夠最大限度利用檢索工具來查找文獻資料,以改善彌補《南齊書》點校本難免存在的前后不一、史料遺漏、失校漏校等缺憾。無可諱言,這樣的工作條件,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
今天做這項工作的幸運在于,不僅王先生,也包括清人在內的很多??币庖姸伎梢栽诔浞植樽C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加以考訂復核。所以后見之明是容易的,而前人的開拓工作是困難的。王先生首先打下基礎,我們才得以繼續(xù)完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先生的開拓之功無論如何估計也不為過。
“校書才擱筆,還對水仙花。“王仲犖先生1971年后中華書局校史期間留影并題詩。
現(xiàn)在回頭看當年的點校本《南齊書》還有哪些缺憾?在原點校本的基礎上,這次修訂又做了哪些工作?
景蜀慧:修訂版《南齊書》較前最大的變動是更換了底本。王仲犖先生點校時以百衲本為底本,而這次修訂改用百衲本的底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作為底本?!赌淆R書》的這一版本是目前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品相最好的版本,刊刻精良,保存基本完整,保留了較多的宋元版刻,堪稱最善本。中華再造善本2004年出版了這個版本的影印本。我猜測王仲犖先生當年可能沒有條件看到這一版本。百衲本雖以這一版本為底本,但出版時有配補和描改修潤,一定程度上有失古本原貌。因此現(xiàn)在的底本是明顯優(yōu)于百衲本的。
其次是通校本的補充。原點校本沒有使用北監(jiān)本,過去往往認為北監(jiān)本沿襲南監(jiān)本,對其版本??辟|量較為輕視,但實際上比對文字可以發(fā)現(xiàn),北監(jiān)本重刻時做了??保薷牧四媳O(jiān)本的一些字體及內容,整個版本對南監(jiān)本的改訂不在少數(shù),而且其修改基本上被殿本沿用。我們認為北監(jiān)本有其特有的價值,因此在通校本中補了北監(jiān)本。
這次修訂也對《南齊書》版本流傳系統(tǒng)有了新認識,尤其是對每一個版本的特點、價值有新認識。例如汲古閣版,因為是民間刻本,過去對這一版本的價值重視不夠。此次我們在修訂中發(fā)現(xiàn),汲本刊刻時對宋刻遞修本及明代監(jiān)本內容都有吸收,而且吸收采納了不止一種宋刊本,包括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底本,也包括當時人們能看到的其他版本的宋本。當明本和宋本在版本文字有出入時,它往往會依從采納宋本,或加小注說明“宋本作某”。在這個意義上,汲本保留了明代監(jiān)本系統(tǒng)和宋本系統(tǒng)的差異。這是汲本很特別的價值,前人對此似沒有注意過。
另外對過去視為“九行邋遢本”的三朝本,通過與底本的對校,我們發(fā)現(xiàn)三朝本與底本不僅在版框、版心、冊數(shù)、缺頁情況、文字內容等方面有區(qū)別,且底本中一些明顯的版刻誤字、避諱闕筆字等,在三朝本中得到改正。有改動的版頁,有些版心槧有“嘉靖某年補刊”字樣,也有相當一部分版頁雖與底本有出入,版心并無補刊字樣。重要的是這些改動遠在后來的南監(jiān)本之先,南監(jiān)本刊校時對宋本的修改,許多直接沿襲自三朝本,另外三朝本中的闕頁闕文南監(jiān)本也大體相同。由此判斷,三朝本應是南監(jiān)本所參照的一個宋元明遞修本。
近幾十年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和技術手段的改進,使得此次修訂版得以補充較多他書文獻材料。比如《冊府元龜》這一重要的他校文獻,宋本和明本有相當大的差異,過去點校只能利用明刻本,這次修訂,在充分認識宋本《冊府》價值的基礎上,較多地利用了宋本《冊府》資源。這也是幾十年前王先生點校時不具備的條件。
還有就是之前提過的,近半個世紀來隨著史學研究的發(fā)展、觀念的更新,對史料的認識方式也不一樣,諸如史料批判、追溯史源的方法,會幫助我們判斷和處理一些異文的選擇。比如宋代類書《太平御覽》,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校文獻,我們在使用此文獻時,通過仔細考訂??保矃⒖紝W術界近年的一些研究,發(fā)現(xiàn)其中所引“齊書”甚至“蕭子顯齊書”的來源頗為復雜,不排除有《南史》或其他一些同時期史籍的混入,若不經(jīng)深入考辨,這些異文未可簡單視作《南齊書》異文并入校。
您覺得這些工作中最困難的部分是什么?
景蜀慧:最大的困難,大概就是我們今天已經(jīng)不能再像王先生他們點校《南齊書》一樣,可以集全國之力來做一件事,不能像當年參加二十四史點校的學者一樣,能夠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與當今所有的高校教師、青年學生一樣,修訂組成員在從事修訂工作之外,都有自己的教學科研工作和繁重學業(yè)需要完成,也必須要面對量化考核、修讀學位期限、論文發(fā)表壓力等嚴酷的現(xiàn)實問題。所以在工作時間的保障方面,我們完全不能和當年的老先生們相比。大家這些年,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基本上犧牲了自己的業(yè)余休息時間,所有博士生同學都為此選擇延期畢業(yè)一二年,而按學校規(guī)定,博士生延讀期間,是沒有任何包括獎學金在內的生活收入的??梢韵胍姡抻喗M成員在此方面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難。當然,經(jīng)歷了這些困難,大家的收獲也是很大的,參與了修訂工作后陸續(xù)畢業(yè)的博士生,所寫出的學位論文,質量也都是比較過硬的。
《南齊書》修訂組編輯組工作集中討論付型清樣(2017年7月)
您博士畢業(yè)于四川大學繆鉞先生門下,又曾受業(yè)于葉嘉瑩教授,您能談談兩位先生的教導對您從事《南齊書》修訂工作有什么影響嗎?
景蜀慧:我本科畢業(yè)后,從碩士到博士,在繆先生門下問學七年??娤壬鷮W生有十二字要求,即:治學謹嚴、為人正派、做事勤敏。我想我的學術根基,治學觀念,包括做事風格,都是繆先生奠定和建立的。對繆先生,我常常感到無以為報。當時那種師生關系,是連感謝都說不出口的,因為說感謝太輕松了。
繆先生是一位文史兼長、學有素養(yǎng)的學者。他的文辭修養(yǎng)使他對古文有非常高明的感悟,這種感悟不僅是一種文學的感悟,而且還包括對古代語言文字內在文法理路的精準把握,表現(xiàn)為其中“文脈”和“辭義”的深入理解。因此,繆先生在古書??敝?,不僅注重“辨名物”,更注重“審辭氣”,提出顏之推根據(jù)上下文義校正古書中誤字,是“??敝懈咭粚拥姆椒?rdquo;。所謂“審辭氣”,即是要根據(jù)文章的上下文法理路,去判斷這里應有什么樣的表達。我想繆先生對學術的貢獻有部分即來自于這方面的突出能力,他通過講解文獻為學生培養(yǎng)的也是這種判斷力。我記得先生為我們上的課程中有一門講《文選》,講得極好。有些文章,盡管我們提前預習、甚至有些全文背誦,仍不一定能讀透。而經(jīng)先生點撥,他那種精妙的領悟,往往使我們茅塞頓開。
繆先生當年的教誨,對我們修訂《南齊書》的工作,也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六朝的文章比較含蓄,當我們面對異文、需要作出選擇的時候,“審辭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修訂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和審稿專家、編輯組都不斷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前面提過的:明人補了很多東西,我們應該保留嗎?我的判斷是,我們所看到的底本應該更接近蕭子顯的六朝文風。這種判斷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語感,或者說史感,這是我們入繆先生門下后他一直在著力培養(yǎng)的。這種通過細讀文獻,然后聽繆先生講解指點,一點點培養(yǎng)起來的感覺,在很多時候,能夠有助于我們對修訂中的問題作出相對準確的判斷。
葉嘉瑩先生與繆先生在文學方面的見解比較合拍,他們合作著有《靈溪詞說》。當時我正好在繆先生門下學習,也表現(xiàn)出對文學的興趣,他便推薦我申請與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聯(lián)合培養(yǎng)的博士學位,請葉先生擔任聯(lián)合培養(yǎng)的導師。在這種機緣之下,我就成了葉先生在國內帶的第一個博士。
葉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打開視野。她每次回國帶來許多資料,包括國外最新的文學批評理論。她的中國古典修養(yǎng)極高,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又有真正的理解,一首舊詞可以講出無限新意。我對北宋詞、王國維的詞,都是從葉先生這里獲得了最基本的理解。葉先生也治六朝詩,在此方面的很多觀點至今都不過時,她的研究對我理解這個時期的文學以及背后的觀念文化也非常有啟發(fā)。
朱季海先生何以會撰《南齊書校議》?廿四史點校他只寫了這一種。議得如何,這次修訂中有吸收嗎?
景蜀慧:朱先生和王先生是同門。朱先生后來生活拮據(jù),王先生一直在周濟他,這是他們的同門情誼。
朱先生對《南齊書》的每一卷都做了校議,有長有短。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王先生的一種支持,也是他們之間的一種學術討論。他們能在同一個層面上展開對話和研討,我想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校議的價值我覺得比較大。朱先生的學養(yǎng)很不尋常,他的見識、判斷,他的旁征博引,足見深厚功力。我們認真研讀過他的校議,認為他的大部分判斷是正確的。凡其中可以采納的內容,都納入長編,有些重要意見會在校記中引用,作為訂正文獻的依據(jù)。
不過在版本上朱先生和王先生一樣,沒有使用(很可能是沒有看到)我們這次用的底本。
今年發(fā)布的還有“北朝四史”之一《魏書》修訂本。我們知道由于長期分裂局面和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不同,南北朝史學有一些差異;周一良先生曾經(jīng)指出北朝史論水平遠不如南朝。能否請您就《南齊書》談談,南朝修史相較于北朝有什么特點?
景蜀慧: 個人以為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南方的史學觀念和它背后的學術觀念,比北方更具有思辨性。此前提到《南齊書》沒有《刑罰志》《食貨志》,但《魏書》是有的,從北人的思想來說,他們比較關注實際,國計民生這一類事情,而對于純思辨的、思想觀念上的內容可能不是特別感興趣。
蕭子顯有兩篇傳論比較重要,一篇是《文學傳論》,他在論中提出“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對一個時代的風氣進行歸納和判斷。在傳論里提出重要的觀點意見,這在北朝的史書里恐怕很少見。究其原因可能與玄學的思辨有很大關系。在南朝,玄學作為一種思潮雖然衰落了,但它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仍然及于整個時代社會,促使史家對歷史中的人和事做出比較深刻的思考和歸納。
還有一篇重要的傳論是《高逸傳論》,討論佛道關系?!陡咭輦鳌分袑懥撕芏嚯[士,中國傳統(tǒng)隱士用道家隱遁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學來指導他們的人生實踐,而到東晉南朝以后已經(jīng)有佛家之思想觀念摻雜其中,不免產(chǎn)生很多爭論。當時爭論的熱點之一是孔老與佛教誰是源頭,誰更高明。蕭子顯針對傳中所錄顧歡《夷夏論》寫了很長的史論,闡述中國傳統(tǒng)思想與佛教孰優(yōu)孰劣。四庫館臣認為蕭子顯為了迎合崇尚佛氏的梁武帝,故于“《高逸傳》推闡禪理”,但是他真正的觀點其實是孔釋合一,并不排斥儒家。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這是很有意義的,因為中國的三教合一正是從南朝的時候開始的。
蕭子顯的文風不是特別流暢,史論可能遠不如沈約《宋書》的史論寫得漂亮,但他時有精彩的逸思,文筆也有些奇崛不平。但無論如何,能夠在史書里對理論、觀念、哲學做思辨,而且表達出自己的意見或者折射反映出時代的觀念,這是南朝史書相較于北朝史書非常突出的一個特點。我想,這應該也是“南人清通簡要、北人淵綜廣博”這種南北學風差異的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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