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 中國音樂的“三駕馬車”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音樂最為顯著的變化就是出現(xiàn)了“三駕馬車”并駕齊驅(qū)的繁榮局面。所謂“三駕馬車”，即“通俗音樂”（今天的“流行音樂”）、“新潮音樂”（現(xiàn)在的“現(xiàn)代音樂”）和“電影音樂”（后拓寬為“影視音樂”）。

　　“通俗音樂”/“流行音樂”

　　中國音樂在改革開放40年里發(fā)生的巨變當首推“通俗音樂”。緣起于上個世紀20年代后期的流行音樂，在沉寂了30年后，伴隨著鄧麗君的歌聲跨海而來，終于以“通俗音樂”的面目開始“猶抱琵琶半遮面”地重新登上了歷史舞臺。此時的詞、曲作家們砸碎身上的精神枷鎖，盡情抒發(fā)壓抑許久的創(chuàng)作激情。

　　1980年，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歌曲》雜志編輯部聯(lián)合舉辦的“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評選——“15首歌曲”，堪稱“通俗音樂”一個不可繞行的坐標。這或許是新時期大陸歌壇的第一個歌曲排行榜。“15首歌曲”均為清一色的抒情歌曲，其中包括3首愛情歌曲——《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泉水叮咚響》《永遠和你在一道》。其中，《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影響最大。該曲以3/4節(jié)拍、簡短的二部曲式和較新穎的電子琴伴奏，勇敢地唱出了“愛情的歌兒隨風飄蕩”，盡顯相戀中的青年男女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渴望。這3首歌曲成為新時期第一批“愛情歌曲”。諸歌曲的作曲家們在“突破禁區(qū)”的同時，宣告了此時歌壇已然開始嘗試“將頌神的歌還給人”，逐步加大、加強對像“小草”一樣的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的關注。

　　“15首歌曲”中，作曲家施光南的兩首作品尤其引人矚目——《祝酒歌》和《潔白的羽毛寄深情》。前者見證了“十月勝利”這個偉大的歷史時刻，但并沒有像以往的某些歌曲那樣極盡引吭高歌之能事，而是讓旋律于作品的前半部分含蓄地在中低音區(qū)徘徊，給人以無窮的回味；后者以奔放的旋律、歡快的華爾茲節(jié)奏和富有特色組合的樂隊伴奏，謳歌了亞洲羽毛球健兒間濃濃的情誼。此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多情的土地》等，更是以蓬勃的時代氣息體現(xiàn)了作曲家“時代歌手”之本色。

　　“15首歌曲”中，另一個令人矚目的就是歌唱家李谷一的作品。她演唱的作品除了前述的《潔白的羽毛寄深情》，還有《妹妹找哥淚花流》《邊疆的泉水清又純》《絨花》。換言之，“15首歌曲”中由她演唱的作品共計4首，超過總數(shù)的1/4，足見其“歌兒暖人心”之深度、廣度。而她的其他代表作《鄉(xiāng)戀》《難忘今宵》《我和我的祖國》等則更是以其鮮明的“氣聲唱法”“時代烙印”而成為“時代記憶”。

　　之后的“臺灣校園歌曲”“西北風”“紅太陽”“校園民謠”“超級女聲”“青歌賽”“模仿秀”等現(xiàn)象的相繼涌現(xiàn)，使得“通俗音樂”在悄然轉(zhuǎn)變?yōu)?ldquo;流行音樂”的同時，更是高調(diào)將神州大地的“流行音樂”推向縱深。不知從哪一個節(jié)點起，流行音樂既能成為大眾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份文化快餐，又可成為黨和國家慶典、紀念日的座上賓。此變化之大、快，令人驚嘆。

　　原因何在？改革開放使然。

　　“新潮音樂”/“現(xiàn)代音樂”

　　伴隨著1977年高考恢復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一個新的音樂創(chuàng)作群體——“新潮樂派”冉冉升起，譚盾、葉小綱、郭文景、瞿小松、陳怡、周龍、許舒亞、何訓田、張千一等作曲家相繼登上歷史舞臺。

　　諸“新潮樂派”青年作曲家們的青澀之作以迅猛之勢闊步向前，引起了海內(nèi)外樂壇的關注，成為西方音樂界了解當時中國樂壇的一扇瞭望之窗，譚盾的《離騷》、葉小綱的《地平線》、郭文景的《蜀道難》、瞿小松的《MONG DONG》、陳怡的《多耶》和張千一的《北方森林》等無不成為小到個人、大到時代，中國當代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代表作。“文革”十年的磨難、積淀，對音樂藝術的饑渴，造就了他們探索的大膽、創(chuàng)作的旺盛。這批青年作曲家對西方現(xiàn)代音樂借鑒之大膽、吸收之迅速、進取之果敢，令當時的中國音樂界耳目一新，遂形成了中國音樂創(chuàng)作的“新潮樂派”。

　　雖然“新潮音樂”存在著幾多遺憾，如曲高和寡、模仿痕跡明顯、試驗意義突出等，但它是那個特定時代的必然產(chǎn)物，符合音樂創(chuàng)作的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提出了一些發(fā)人深省的問題，反映了當時“新潮樂派”對音樂藝術中新事物的渴望，尤其是釋放了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主體性。

　　歷史是客觀的。歷史是公正的。

　　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人到中年的上述諸“新潮樂派”作曲家現(xiàn)已步入爐火純青的“豐收期”，不論是身為國際樂壇自由藝術家的譚盾、有著獨特“葉氏風格”的葉小綱，還是中文歌劇等身的郭文景、在業(yè)界比翼雙飛的周龍和陳怡夫婦……均已成為今日中國乃至世界現(xiàn)代音樂的領軍人物。顯然，諸君對“后新潮”音樂創(chuàng)作的推動、對今日中國現(xiàn)代音樂的引領、對未來中國音樂創(chuàng)作的啟迪，其意義不言而喻。今天的事實足以證明，當年中國音樂界對“新潮音樂”“一石激起千層浪”的爭議是必要的、開放的、前瞻的。

　　原因何在？追求真理使然。

　　“電影音樂”/“影視音樂”

　　1981年，“中國電影音樂學會”成立，標志著電影界、音樂界開始重視“電影音樂”這個特殊的音樂門類，而不再以“可有可無”的眼光去審視它。“十七年”期間曾經(jīng)活躍的電影音樂作曲家、“文革”前剛剛走出音樂院校校門的一批“青年作曲家”首先成為這一時期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的主力。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民經(jīng)濟的整體好轉(zhuǎn)，使普通民眾有更多的經(jīng)濟能力在閑暇之余休閑怡情，這時電視劇作為新興藝術異軍突起，使得電影音樂創(chuàng)作的外延得以拓寬——“影視音樂”作為一個嶄新的名詞受到了作曲家們的關注。

　　此時，“文革”后從專業(yè)音樂院校作曲系畢業(yè)的一批更年輕的作曲家（包括“新潮樂派”）開始加盟影視音樂創(chuàng)作，進一步壯大了創(chuàng)作隊伍，并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使得電影、電視劇音樂基本達到并駕齊驅(qū)的狀態(tài)，從某種程度上看，后者不論在數(shù)量上還是社會影響方面甚至超越了前者。特別是本世紀以來，影視音樂創(chuàng)作在題材、形式、觀念、深度、廣度各方面均比原來要豐富得多，這就向作曲家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提供了更廣闊的創(chuàng)作平臺。毫不夸張地說，改革開放40年將中國的影視音樂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逐步形成了一支年齡縱跨“30后”至“80后”、并以“50后”和“60后”為主力的作曲家梯隊，如早期的“二王”（王酩、王立平），中期的施萬春，后期的葉小綱、趙季平、鄒野、王黎光等。

　　尤其是葉小綱、趙季平、鄒野三人的影視音樂創(chuàng)作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對“弦樂群集團音色”的情有獨鐘，作品在與影視母體形成“血濃于水”的同時，也給受眾群體帶來了另一種審美體驗。當越來越多的“葉氏風格”“趙氏風格”“鄒氏風格”……逐步登上中國影視音樂創(chuàng)作的舞臺，一個新的音樂流派——“中國影視音樂創(chuàng)作群”遂將崛起。

　　原因何在？“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使然。

　　值得一提的是，“流行音樂”“現(xiàn)代音樂”“影視音樂”此“三駕馬車”在并駕齊驅(qū)的同時，亦會時不時在某個節(jié)點出現(xiàn)交叉——“跨界”，不論是參與創(chuàng)作的作曲家，還是音樂作品本身。表面上看這不過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跨界”使然，然如從深層次思考，依然是改革開放解放了人的思想、改變了人的觀念，進而激發(fā)了人的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力使然。（項筱剛）

　　原標題：中國音樂的“三駕馬車”——為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年而寫

　　轉(zhuǎn)自：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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