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駐華大使館文化教育合作處供圖
崔健本人出現(xiàn)的時候,和他的名字一樣,有著符號一般的形象。最標志性的是頭上那頂一顆紅星在中央的白色棒球帽。一身黑衣,一雙普通的運動跑鞋,不發(fā)言的時候,他習慣性地雙臂交叉在胸前,沉靜地坐在位子上,小動作甚少,給人一種“穩(wěn)定感”。
崔健就以這樣的形象,作為“2017年中法文化之春”的形象大使,坐在了法國駐華使館的舞臺上。主持人這樣介紹他——曾以一曲《一無所有》,宣告了中國搖滾樂的誕生;是中國當代藝術最著名的標志性人物之一。
從臺下看,強烈的燈光之下,帽檐的陰影蓋住了這位搖滾巨星的眼睛。他曾對媒體坦白,最初戴帽子是因為“想控制自己的曝光”,“最起碼你可以低著頭,別人完全就看不出你是誰”。
直到和他近距離坐下來訪談,才讓人看清他的眼睛。單眼皮,眼神沉靜,沒有人們印象中的凌厲和距離感,他甚至直言“我在媒體面前,多少都有點緊張”。56歲的崔健,近距離看,皮膚狀態(tài)有與年齡不符的光滑細膩感——這點也曾被主持人樂嘉在訪談中拎出來“八卦”了一下“保養(yǎng)技巧”,得到的答案是,崔健說自己“30年間的作息一直是凌晨4點睡,下午2點起”。
1989年初,崔健受邀率樂隊赴法國巴黎參加”布爾日之春”國際搖滾音樂節(jié),這是崔健第一次出國演出。當時穿著黑色機車皮夾克,額前還留著劉海兒的崔健受到了時任法國總理希拉克的接見。
“我還記得,我們都專門買了新衣服、新箱子,生怕別人會覺得我們是來自跟他們不一樣的、一個完全窮困潦倒的地方。”崔健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第一次出國演出時的心境。那是一種,想向外國人證明“自己和他們是平等的”的心理,但后來崔健自己發(fā)現(xiàn),“那有點幼稚”。還有一點讓崔健現(xiàn)在想起來也覺得“有點可笑”的是,第一次出國“過了安檢,坐在飛機上的時候,心中竟有一種釋懷感”。
第一次在國外演出,崔健體會到一種在國內(nèi)演出沒有的感受——“我們拿著別人的樂器,唱著中文歌,你突然發(fā)現(xiàn),我們代表的是中國人”。而在國內(nèi)的時候,“你不會去想自己代表誰,有時候還覺得自己代表的是西方自由思想的年輕人,在國外后,你突然發(fā)現(xiàn)你代表中國人了”。
28年后,已被當作中國當代音樂、中國搖滾樂標桿人物的崔健,再被問起中西音樂的比較時,他也無心粉飾——語氣并不激烈,但結論直截了當——“中國的音樂還沒有達到那種有情感、有技術、還有理想——三位一體的表達的獨立性。”這種對話風格貫穿采訪始終,那是一種無需“爬坡”的感覺,不需要引導和過渡,他會以最自然的方式,給出坦率的回答。
在他看來,中國當下的許多音樂作品,有代表這片土壤和文化的充沛情感,但沒有足夠的技術,只能把一些情感的音色和情感結構,非常簡單地表達出來,“這種東西對西方來說,是不能夠滿足他們的聽覺的”。“許多音樂作品沒有真正建立在地道的音樂文化上,它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為了賺錢,就是為了時尚,為了視覺化。”
崔健言語里多少有些羨慕,“法國的音樂工業(yè)太扎實了。可以說,它什么都有。有時尚的、視覺化的,但它純音樂的東西太厲害了,它是一個古典音樂技術非常扎實的國度。”
“再說理想這個東西,這就是你的人格在你的藝術品中的體現(xiàn)”,在崔健看來,這是“中國最缺乏的東西。”
“我認為,現(xiàn)在也是到這個時候了——藝術家應該站出來。你越多地表達,你給別人創(chuàng)造的空間就越多。”
說崔健影響了一代中國青年不為過,但他的這些想法,還能不能影響今天的青年,崔健自己認為這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他只希望自己“可以不斷地去學習,去找到一些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偏向那些市場認定的有價值的東西”,至于“影響不影響,那是一件‘節(jié)外生枝’的事情”。
近些年,崔健上了幾檔電視綜藝節(jié)目。上電視是不是一種擴大影響的方式?崔健說,從最初上電視的“失控”感,到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上電視這個東西,給我?guī)淼暮锰?rdquo;,“就是讓我有更多的話語權,給我一些壓力,讓我必須組織好公共演講的語匯,增長在公眾面前演講的能力。這些東西對我是一個鍛煉。”但是,電視曝光的節(jié)奏還是要把握的,“我不希望自己說得越來越多,做得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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