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與話語權的不對等,是鄭淵潔表態(tài)中指向的真問題,這種不對等催生出“出版社+作家+學校”的利益組合也不奇怪。
據(jù)報道,“童話大王”鄭淵潔近日就自己2018年未進入“童書作家榜”的回應文章,引發(fā)各方關注?;貞校崪Y潔稱自己之所以未參評榜單,是因為“中國的童書銷售泡沫極大,甚至和不法行為有牽連。”
鄭淵潔直言,“有一些童書作者打著講課的幌子,和書店、學校勾結起來進入學校占用學生上課時間向?qū)W生兜售童書”。他還截圖證明某作家去年多次進校園推廣自己的圖書。
鄭淵潔表態(tài)的核心,并不只是針對個人。他不是第一次提出類似質(zhì)疑,也不是只針對某位兒童文學作家提出質(zhì)疑。早在2016年,鄭淵潔在寫給時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的公開信中,就提到有些作家在書商的運作下進校推銷的現(xiàn)象,并稱,這種現(xiàn)象“近年已有席卷全國的趨勢”。
如今,吃瓜群眾紛紛關注鄭淵潔與他所提到的知名童書作家之間的“私人恩怨”,這很容易把一位嚴肅作家對一個存在已久真問題的公開質(zhì)問,庸俗化為個人的情緒之爭,甚至當成“文人相輕”的笑柄。
精準營銷機制:“出版社+作家+學校”
事實上,鄭淵潔這次的表態(tài),問題不在于他與該作家作品水準孰高孰低。兩人寫作風格與主題差異很大,讀者自有取舍。
真問題有三層。第一層是“童書作家進校園兜售作品”的疑似違法現(xiàn)象,童書市場的泡沫更可以理解為造成這些現(xiàn)象的機制。
早在2010年玉樹大地震后,鄭淵潔就以有童書作家到小學“推銷”作品,“自己不能與之為伍”為由,宣布退出中國作協(xié)。之后數(shù)年,他多次提到過上述話題。
梳理數(shù)年間媒體報道,雖不能盡數(shù)還原真相,但大體可以確認,中國童書市場存在一個“出版社+作家+學校”營銷機制。在此營銷機制下,雖然不能說每次活動都會違反《義務教育法》的“作家進校園兜售作品”規(guī)定,但顯然,明面或灰色的違規(guī)行為一直存在。
童書作者是市場化的,而法律條文要求學校對市場營銷保持距離,這本身是矛盾。學校要作者走進校園,需要處理好這種矛盾。
正如此前報道中一些學校辯解的,他們沒有“強制要求”學生或家長購買作品。但是,這個辯解因為忽視了一個客觀事實顯得極為乏力。
這個客觀事實就是,在大多數(shù)時候,學校在面對未成年學生及家長時具有很難打破的優(yōu)勢,學校根本不需要公開“強制”,只需要“暗示”就可以達到目的?,F(xiàn)實地位不對等是鄭淵潔表態(tài)中指向的第二層真問題,它也符合多數(shù)家長在家校關系中的體驗。
根本問題在教育理念與話語權不對等
對多數(shù)家長來說,較真的成本太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也成為前述營銷模式得以長期存在的基礎。
這種不對等不僅存在于童書推介(其中是否有讓人不安的利益勾連也暫且不提),而且,如果未成年人教育以教育機構為一方,未成年受教育者及其家長為另一方,可以看到,教什么、用什么、前提是什么、目標是什么,雙方的話語權也是相當不對等的。包括一些教材課文、選讀內(nèi)容的確定,未成年受教育者的喜好與需求,家長的意見是不那么重要的。
前段時間有位孩子媽媽吐槽某個版本的童話《海的女兒》。盡管我不認可她的看法,但是,我仍然認為,在不明顯傷及孩子的前提下,給每位家長更多個人決定的空間,有利于未成年教育的多樣參差之態(tài)。
什么是好的教育?用鄭淵潔的話說,“好的教育是用50種方法教一個孩子,看他適合什么方法。壞的教育是用一個方法教50個孩子。”
教育理念與話語權的不對等,是鄭淵潔表態(tài)中指向的第三層真問題。這種不對等催生出“出版社+作家+學校”的利益組合也不奇怪。
而到今天,人們?nèi)詿嶂杂?ldquo;怒懟”“手撕”,卻無視鄭淵潔指出的問題數(shù)年間幾乎沒有得到嚴肅回應。所以被鄭淵潔直指的作家回應說,“讓大家去判斷吧”。我是不大以為然的。雖然很有風度,但諸般問題的根源,不就是“大家的判斷”其實并沒有真正重要過嗎。
轉自: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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