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石窟,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寶庫,公元5世紀造像的高峰,被聯(lián)合國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
半個多世紀以來,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流傳著“云岡在中國,研究在日本”的說法。而近日,云岡石窟迎來新的學術高峰——云岡人用7年時間,櫛風沐雨,用腳步丈量,用鏡頭捕捉,以求索之心解析,一舉推出20卷本60萬字的煌煌大書《云岡石窟全集》。相較于日本學者的研究,這部大書的視野更加開闊,研究的深度更加入微,一系列全新的理論和發(fā)現(xiàn),填補了云岡石窟研究若干歷史空白,成為“云岡學”新的里程碑,一個有著歷史意義的民族“爭氣工程”。
對山西乃至全國來說,《云岡石窟全集》的面世,是2019年的一個文化事件。為什么要用長達7年的時間編撰一部書?這部大書誕生的歷史背景是什么?編撰這部全集經(jīng)歷了哪些艱辛?山西晚報記者走進云岡,了解這部大書誕生的前后過程。
20卷本《云岡石窟全集》(注:以下簡稱《全集》)的出版,是中國學術界的“爭氣工程”,凝聚了很多專家、學者以及云岡人的心血,也吸引了一些社會人士的參與和關注。日前,山西晚報記者采訪了大同市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wèi)生工作委員會主任趙富義和大同市文聯(lián)副主席張新明,聽聽他們怎么說。
趙富義:對云岡一往而情深
作為大同人,趙富義自小就知道云岡石窟,長大后云岡又成為他向外地朋友炫耀的“珍寶”,每個窟他都如數(shù)家珍,“第6窟栩栩如生的釋迦故事,第9、10窟富麗堂皇的兜率天宮,第12窟前室正在上演的音樂盛會,第13窟南壁氣宇軒昂的七位立佛……”
工作之余,趙富義喜歡攝影,也喜歡拍攝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尤其是云岡,那些雕刻精美的造像帶給他許多藝術的靈感,“每次走進洞窟,與一千五百年的雕刻作品相望,心中的那份驚喜無以言表。我在驚嘆北魏工匠們高超技藝的同時,也為他們對佛教的虔誠和執(zhí)著而感動。這里是我魂繞夢牽的所在。”
2012年,他與云岡有了更多的交集。當年11月,云岡石窟研究院的張焯院長組織團隊編寫《全集》,其中攝影是最重要和艱辛的工作。“當時組織了云岡、大同、北京幾個攝影團隊進行拍攝。我有幸?guī)ьI大同團隊深入云岡每一個洞窟,為這座藝術寶庫留下珍貴的影像資料。”趙富義說。
從那時起,趙富義的生活便加進一項重要內(nèi)容——和團隊其他攝影師相約,每天下午下班后驅(qū)車20公里前往云岡拍攝。除了過大年的幾天外,幾乎全年的休息天和節(jié)假日都泡在云岡。為了不影響景區(qū)的正常工作,拍攝時間主要集中在夜晚。“冬天的洞窟里寒氣逼人,我每次進洞窟前都要換上防寒服,盡管這樣手腳還是會凍僵。到了夏天,洞窟內(nèi)雖然涼爽,但是蚊子卻非常肆虐兇狠,胳膊和臉上到處都是蚊子咬過的痕跡。為了抓緊時間,每天游客一散場,我們就進去拍攝,顧不上吃晚飯,一直拍攝到深夜,才拖著疲憊的身體走出洞窟。”回憶起那段日子,趙富義表示,“雖然艱苦,但心里的那份滿足與歡喜,自己最清楚。”
7年過去了,趙富義所在的團隊收獲滿滿,上交了數(shù)萬張洞窟照片。不過,被《全集》采用的卻不算多。對此,他表示,“我們這些編外攝影師的創(chuàng)作,雖然自己相當滿意,但偏重了藝術性表達,文物的拍攝規(guī)范還需加強。不過,我們已盡到了一名大同人的責任,所有照片都是懷著敬畏之心拍出的。”當然,張焯院長很滿意,趙富義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張焯對他說過的話,“攝影師的盡心盡力,我從不懷疑。但我最擔心的是大家的安全問題,十幾米高的腳手架,為了一個畫面而反復折騰,有時臨崖懸空,有時伏地縮身,時刻有墜落或閃失的危險。因此,醉心拍照者是你,提心吊膽者是我。”
今年7月,《全集》正式出版了。這部20卷本的煌煌巨著,將云岡研究推上了新的學術高峰,改寫了“云岡在中國,研究在日本”的說法,成為中華文化自信自強的又一里程碑。這是云岡人半個多世紀的“爭氣工程”,是整整7年的心血鑄就的新高度。趙富義手捧沉甸甸的大本書,忍不住熱淚盈眶,浮想聯(lián)翩,“無論酸甜苦辣,無論榮辱得失,云岡這座藝術寶庫已經(jīng)豐盈了我的生命,已經(jīng)重新?lián)苻D了我的人生航向。”
雖然不是云岡人,但是經(jīng)過這七年,趙富義早已將自己視作云岡的一員,他親眼目睹了云岡大景區(qū)的逐年變化,也見證了云岡人為這處世界文化遺產(chǎn)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云岡人的付出,其實何止《全集》這一部研究經(jīng)典,你看云岡近年的顯著變化,就知道他們比當年的修筑者、雕塑家、修行人更執(zhí)著,更具智慧與勇力!他們從細微處著手,廢物利用,解決了大同后工業(yè)時代的垃圾問題;雪水雨水回收,保證景區(qū)內(nèi)綠樹成蔭……”不過,最讓趙富義欽佩的是云岡人的保潔意識,“不管是清潔工、園林工、講解員、保安人員,還是研究院的干部、職工,誰看到地上的爛紙、塑料、煙頭、雜物,都會彎腰撿起來,塞進垃圾箱。完全是一種習慣的動作,一種自覺的行動。”
云岡石窟研究院院長張焯還因云岡廢物利用的“過日子精神”,當選“2016——2017綠色中國年度人物”。在趙富義看來,張焯是一位擁有寬闊胸襟的人,“我在張焯院長身上看到了大同的希望,看到了一位碩學兄長的無私情懷。大視野、大格局、大胸懷、大氣量和大理想,我為云岡人的艱苦奮斗精神點贊,為張焯院長的過日子精神喝彩!大同美好明天,需要這樣的創(chuàng)業(yè)者和守護者。”
雖然《全集》出版了,但趙富義對云岡的拍攝卻沒有停止。從2015年起,他和他的團隊繼續(xù)以大畫幅攝影相機來拍攝,并參加不同的國內(nèi)外極具影響力的大型攝影展來向世界介紹云岡、宣傳云岡。去年,由他拍攝的云岡石窟第18窟大畫幅攝影作品“佛手之蹼”,入選《感動與升華——第三屆國際華人攝影家聯(lián)展專集》。今年,他和同伴又以云岡大畫幅作品參加了平遙國際攝影展,“為云岡做多少努力,付出多少年華,都值得!人的一生,一定是與某些東西牽系相伴的,隨著時光的流逝,它最終會融進你的血液、你的生命,就像我和云岡。”
張新明:一座城市的文化支撐
從“煤都大同”轉變?yōu)?ldquo;中國古都,天下大同”的歷史文化名城,這些年,大同市的變化有目共睹。一座城市的繁榮,往往表現(xiàn)在許多方面,但核心必定是文化。而最令大同市文聯(lián)副主席張新明引以為豪的,便是大同輝煌的歷史,北魏都城、三代京華、九邊重鎮(zhèn),“但物化的文明遺跡,看得見、摸得著的,主要是大同古城與云岡石窟。特別是云岡石窟,作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大同人民心中的精神家園,長久地吸引著我,給了我理解這座城市文化的足夠信心。我以為,今天最能代表大同文化復興品位的,就是云岡石窟大景區(qū)。”
雖然平時去云岡的次數(shù)不多,跟張焯院長的接觸也有限,但他卻清楚地知道云岡正在發(fā)生哪些變化,知道張焯在做什么。這是一種文化情結,多年來,張新明總是無法自拔地每天都在關注云岡,關注著云岡石窟的每一條消息,關注著云岡石窟研究院的“領頭雁”張焯先生。
談起云岡,談起近年來云岡的發(fā)展變化,張新明滔滔不絕,從云岡石窟的學術研究動態(tài)到云岡景區(qū)的多元文化發(fā)展,從云岡石窟文物保護事業(yè)到云岡景區(qū)的低碳發(fā)展,似乎有一種說不完、道不盡的感覺。
近年來,云岡石窟榮獲國家級文明單位、全國知名品牌創(chuàng)建示范區(qū)、全國旅游服務質(zhì)量標桿培育試點單位、2017年美團點評最具影響力景區(qū)、2018中國品牌旅游景區(qū)TOP20強、2018全國5A級旅游景區(qū)綜合影響力排行山西第一,山西省唯一的全國先進旅游單位等。“這一切成績的取得,都源于云岡人的奉獻精神,也源于張焯院長對養(yǎng)育他的這片厚土的深沉之愛。”張新明表示。
在得知張焯院長率領的團隊完成了這一創(chuàng)紀錄的學術“爭氣工程”——他們用了7年時間推出了20卷本《全集》后,張新明第一時間去看了這套書??粗绱撕裰氐臅某迸炫?,“這不僅僅是一部學術著作,更不僅僅是一部云岡文化的著作,而是我們大同一座城市崛起的象征,我們大同人自信自強的象征。這是支撐我們這座城市的精神靈魂,也是支撐我們大同人筋骨強健的生命養(yǎng)分。衷心感謝云岡人的無私奉獻!”
云岡石窟是北魏王朝開鑿的一座曠世偉作,是公元五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其中蘊涵著深邃而博大的佛教文化藝術。在這次《全集》編寫過程中,云岡人真正摸清了自己的家底。他們把1938年至2012年云岡石窟的五次考古發(fā)掘,所有的新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都收錄于全集之中。從洞窟圖像到線描圖,再到各類補充性資料,形成了全新的精準的宏大數(shù)據(jù)系統(tǒng),使《全集》真正具備了唯一性。過去一直認為云岡石窟共有51000余尊造像,而這次通過精確地清點、計算,云岡佛造像數(shù)量達到了59265尊,增加了8000余尊。“難怪大同學者李爾山先生激動地說:‘從考古學角度講,多一尊佛像也是不得了的。這是一個顛覆性的概念。云岡石窟終于有了自己清晰的家底!’”張新明同樣激動地說。
轉自:山西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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