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嘯偉在家里燉雞湯。母親前段時間摔傷了腿，他每天給母親做飯。新京報記者羅芊攝
鐘嘯偉當了7年艾滋病人。
2008年，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檢、四川省疾控中心確證的檢測報告單顯示，他的血液為HIV-1抗體陽性，這意味著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后，鐘嘯偉失去了未婚妻，開始逃離人群，過著穴居動物一般的生活。他幾度想死，被母親勸住，“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
沒敢死，又不想活，這個成都男人過上了“等死”的日子。
2015年，四川大學華西醫(yī)院的檢測報告顯示，鐘嘯偉的HIV抗原體復合檢測為陰性，金牛區(qū)疾控中心復查后，結(jié)果仍為陰性。
7年，讓他的命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過了近2600天“生不如死”的生活，他決定要為失去的七年“討個說法”。
他提起民事訴訟，起訴成都市疾控中心、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對方賠禮道歉，賠償從2008年至今造成的經(jīng)濟損失和精神損害。今年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區(qū)法院受理了案件。
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書。受訪者供圖
等待開庭的日子
等待開庭的日子里，54歲的鐘嘯偉仍活得像個小心翼翼的艾滋病人。
剛“被”患上艾滋時，他不太懂得保護自己，別人問起，他都老實承認“我得了艾滋病”。
盡管他多次解釋，艾滋病不會因為吃飯握手這些途徑傳染，身邊人依然疏遠了他。那些常常走動的朋友們變得很忙，總是“沒得空”，僅有的兩個哥哥也和他斷絕了往來，有一回，他填完一張表格遞給工作人員，對方?jīng)]說什么，用餐巾紙隔著，才敢拿他寫過字的紙。
如今，他住在成都市北邊的一處廉租房里，窗簾從來不拉開，沒有記者來訪時，便蜷在客廳沙發(fā)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他仍保有那七年間養(yǎng)成的習慣——白天幾乎從不出門，不敢進商店，也不敢和人打招呼，等到天暗下來，搭四十分鐘公交車，去母親那里取一些日用品。
母親王素珍83歲了，心里放不下這個最小的兒子，常常拿兩個口袋，讓店老板一個口袋裝5斤米，“一份給自己，一份給幺兒”。
12月10日，鐘嘯偉九年來第一次踏入了家門口的小吃店，他想嘗嘗老麻抄手的味道。
中午，臨近飯點的小店吵吵嚷嚷，熱氣蒸騰，他有些不適應，溜進去找了個角落的桌子坐下，有人過來拼桌，他趕忙挪動椅子，退到桌子另一頭，半個身子懸在桌外。
一碗抄手上桌，拼桌的食客請他幫忙拿下筷子，他下意識伸出手去，指尖還沒碰到筷子，又想縮回來，尷尬地滯在空中幾秒后，虛握了握拳，抱歉地把筷筒推到別人面前，讓人自己拿。
他說，不知道為什么，總覺得低人一等，“怕碰臟了別人的東西，被人嫌棄”。
長時間的離群索居，鐘嘯偉有些和現(xiàn)代社會脫節(jié)了。
他用上智能手機不久，總共48個微信好友，大多都是記者。記者們在微信上發(fā)來各種問題，他不會用微信語音，便慢慢打字回復，中間夾雜著許多錯別字。
太多媒體找來，電話一天到晚地響，他聽說有個功能叫“屏蔽”，專門打電話問人，“啷個叫屏蔽，我不會弄”。
最近，他還想讓記者教他怎么搭地鐵。
去年7月，成都地鐵3號線通到他家附近，他鼓起勇氣想去試試，發(fā)現(xiàn)要在自動售票機上買地鐵卡，瞅了半天沒學會，又不敢問別人，還是老老實實上來坐公交，“你說笑人不笑人”。
在這張檢測報告上，HIV-1為抗體陽性。這意味著鐘嘯偉感染了艾滋病毒。受訪者供圖
這張檢測報告顯示HIV-1為抗體陰性。受訪者供圖
“好日子剛要開始”
“被艾滋”之前，鐘嘯偉過得曲折。
他七歲喪父，家里五個孩子，全靠母親一人養(yǎng)活。天蒙蒙亮，母親連臉都看不清楚，就去上班了，鐘嘯偉跟著哥哥長大，晚上下班回來，遠遠的就有人喊母親，“王大姐，快些走，你娃兒坐在街邊哭圓了”。
“窮”是孩童時代最深的記憶。
鐘嘯偉記憶中，母親每年會做40斤豆瓣醬，每到晚飯前，跑去菜場買回一堆別人不要的蔬菜，放上豆瓣醬炒著吃，他和哥哥們一個個排著隊，身上灰撲撲的，母親舉著鞋刷，一個個給他們刷干凈再吃飯。
貧窮的家境，使他自卑又敏感，念書的時候，他也調(diào)皮，會把女孩子的辮子綁在椅子上，初中老師形容他，“好面子，又重義氣，很容易相信別人”。
成年后，王素珍供職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里實在困難，幫忙把五個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鐘嘯偉被分到了修輪胎的部門，身邊有些人開他玩笑，喊他“胎兒”(成都方言，有神經(jīng)病之意)。
他氣極，覺得丟臉，說什么都不肯去上班，1987年，鐘嘯偉離開公交公司，去城隍廟擺起了小攤，賣電子產(chǎn)品。
上世紀90年代的成都消費不高，鐘嘯偉腦子靈活，手里常有閑錢，由于好奇，他學人家吸海洛因，“那時候傻，覺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錢，不曉得海洛因那么嚇人。”
很長一段時間，鐘嘯偉沉迷毒品，他形容那時候的自己，“吃藥的時候已經(jīng)不是人了，滿腦子只想著一定要把吃藥的錢搞到”，從燙吸到注射，鐘嘯偉手上和腳上，密密麻麻都是針眼。
后來，他在朋友聚會上遇到了女友何涵(化名)，他開始發(fā)自內(nèi)心地想擺脫毒品，借助美沙酮等藥品的幫助，開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檢查前，是鐘嘯偉前半生最快樂的時光。
那是2008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來——他45歲了，在戒毒，開了一家名叫“食味鮮飯館”的川菜館子，戀愛近6年了，想結(jié)婚，好好過日子。
用母親王素珍的話來說，“娃兒走正路了，有盼頭了，好日子剛要開始”。
為了對何涵負責，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檢查。2008年12月5日，拿報告單那天，醫(yī)生問了鐘嘯偉許多問題，包括有無吸毒史，“問得特別詳細，我就曉得，完了，我多半糟了”。
檢測報告單顯示，其血樣經(jīng)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檢、四川省疾控中心確證，被診斷為HIV-1抗體陽性。這意味著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對于這個檢查結(jié)果，鐘嘯偉選擇了接受。他覺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經(jīng)歷；還有，這個檢查結(jié)果是權(quán)威部門出具的。
鐘嘯偉告訴母親自己得了艾滋病，得了這個病就要死，母親不能理解，“艾滋病是個啥，我只曉得麻風病，得了麻風病就要死”。
那天晚上，王素珍哭了，她指著兒子命令，“鐘嘯偉，你不可以死，如果你要死，那我就和你一起死”。
“等死”
鐘嘯偉不敢死，卻也不想好好活。
他知道，現(xiàn)階段醫(yī)院免費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藥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只能起抑制作用，便根本不吃，一心等死。
不久，他的女友不辭而別，留了一封訣別信，還留下了一筆錢，讓他“好好照顧自己，來世再見”，從此杳無音訊。
鐘嘯偉崩潰了。他和女友在一起近七年，不出意外，女友應該也感染了艾滋病，自責和內(nèi)疚籠罩著這個中年男子，他非常擔心“涵涵會不會想不開做傻事了”，卻怎么也找不到她。
為了宣泄情緒，他把母親贈予他開餐館的房產(chǎn)低價處理了，搬去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將房款揮霍一空后，等待死亡。
他的兩個哥哥都是普通工人，有自己的小家庭，多年來一直幫襯著他，盼著他走正道，“現(xiàn)在我們負擔也好重，他得了艾滋病，扶不上墻”，兩個哥哥徹底與他斷了關系。
鐘嘯偉在這個世上唯一的牽掛，只有母親。
王素珍每天都會給他打電話，確定他還活著。一次，王素珍連續(xù)三天都沒打通他的電話，以為出事了，蹣跚著過來找他，發(fā)現(xiàn)他躺在沙發(fā)上，手機沒電了。
那次，母親哭了，他也哭了，母親說，“我一定要多活幾年，可以幫你收一下尸”。
七年的時光，鐘嘯偉用“等死”兩個字來概括。
他沒什么時間概念，窩在客廳的沙發(fā)上，累了，瞇一會兒，驚醒，再繼續(xù)睡。實在餓得不行，摸去廚房隨便整點吃的，一天就這么打發(fā)了。
“那種滋味，比蹲監(jiān)獄難受多了，只有癌癥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覺”。
有些時候，他甚至羨慕蹲監(jiān)獄的人，“我蹲監(jiān)獄，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頭，這是多幸福的事情”。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瘋了？
一年年過去，鐘嘯偉也納悶，“也沒好好吃藥，怎么還沒死”。
他只有小學文化，對官方機構(gòu)給出的檢測報告深信不疑。
在疾控中心的宣傳貼畫上，他看到過艾滋病患者會有的一些基本癥狀，比如淋巴結(jié)腫大、肌肉疼痛、周期性低燒等，便先入為主，產(chǎn)生聯(lián)想：有些感冒發(fā)燒，就告訴自己，開始低燒了，發(fā)病了，天氣冷了關節(jié)疼痛，便覺得自己是肌肉疼痛，快進入晚期了。
事實上，鐘嘯偉有很多機會，可以早點知道自己并未患上艾滋病。
《艾滋病防治條例》規(guī)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gòu)應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進行醫(yī)學隨訪。
2008年至2015年期間，鐘嘯偉在成都市金牛區(qū)疾控中心共進行了13次醫(yī)學隨訪，遺憾的是，由于長期注射毒品，導致血管萎縮，金牛區(qū)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七年來都沒能成功采集鐘嘯偉的血樣，這七年來，他一次CD4細胞檢測都沒做過。
CD4細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擊對象，正常成人的CD4細胞為每立方毫米500-1600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細胞可能會出現(xiàn)進行性或不規(guī)則性下降，通過觀察CD4細胞檢測結(jié)果，可以很快判斷出被檢測者是否患有艾滋病。
因為規(guī)定只有CD4檢測證明是艾滋病才能吃低保，所以鐘嘯偉每次醫(yī)學隨訪都去了，金牛區(qū)疾控中心的醫(yī)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發(fā)現(xiàn)什么異常，但還是給他開了低保需要的證明。
而這個艾滋感染證明，他也一次次地給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檢查，哪還能弄錯”。
但他還是心里起了嘀咕。2015年圣誕節(jié)，鐘嘯偉早早起來，去了四川大學華西醫(yī)院抽血化驗，那里的醫(yī)生也是抽的手臂的血，在手臂靠近內(nèi)側(cè)的位置，扎下去，血嘩地一下就流出來了。
第二天，他去拿檢測報告，結(jié)果顯示，HIV抗原體復合檢測為陰性，他走到吊燈下面，仔仔細細又看了兩遍，還是“陰性”。
這個52歲的中年男人感覺腦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醫(yī)生，你是不是搞錯了？我得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鄧的醫(yī)生也樂了，哪有人沒病說自己有病，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瘋了？”
鐘嘯偉不知道應該相信誰。在他的認知里，疾控中心和華西醫(yī)院，都是“權(quán)威的、大單位”，他們開具的報告，怎么能不一樣呢。
他把那張薄薄的A4紙小心折起來，放進上衣口袋，出了醫(yī)院門，連公交都忘了坐，滿腦子想著，“是不是搞錯了，是不是搞錯了”，暴走了兩個多小時，走到了家門口。
到底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錯誤
鐘嘯偉怎么想都想不通，跑去金牛區(qū)疾控中心咨詢，接待他的工作人員也不信，“我在這工作這么多年了，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
2016年1月22日，金牛區(qū)疾控中心按照華西醫(yī)院的抽血位置，對鐘嘯偉進行抽血送檢，采血成功了，結(jié)果顯示，HIV抗體仍為陰性。
至此，鐘嘯偉徹底相信，自己沒有患艾滋病。他想知道當年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是誰把自己的血搞錯了，讓自己的命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他找出2008年那張HIV抗體確認檢測報告單，上面的送檢單位寫的是成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認單位寫的是四川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鐘嘯偉找到四川省疾控中心，他們對樣本庫中鐘嘯偉2008年的血樣進行了復查，檢測結(jié)果仍為陽性。
對這個檢驗結(jié)果，成都市疾控中心不愿意接受采訪，相關人員表示，一切都將通過法律程序解決。
此前，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曾接受過澎湃新聞的采訪，他們給出的解釋是，“由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鐘嘯偉血樣檢測結(jié)果依然為陽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檢的血樣不是鐘嘯偉本人的，這和信息登記存在漏洞有關”。
至于具體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導致了送檢血樣不是鐘嘯偉本人的，市疾控中心表示，需要等到案件開庭后才能有答案。
一些醫(yī)療界人士建議，疾控中心有必要對鐘嘯偉2008年送檢的血樣做一份DNA鑒定，事情會更加明朗，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那份血樣到底是誰的，以及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錯誤。
鐘嘯偉感覺憤怒，他猜想：“如果是我的血樣和別人的血樣搞錯了，那是不是存在這樣的情況：有一個艾滋病患者拿了我的檢測結(jié)果，以為自己沒有患艾滋病，沒有及時接受治療，還傳染了很多人”。
“討個說法”
從2016年年初至今，鐘嘯偉都在為自己失去的七年“討個說法”。
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給他一個道歉。他告訴記者，事情過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話都沒有收到，“有一句安慰的話我都巴適(成都方言，舒服的意思)些”。
他找過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表示，這件事不屬于法律援助的范圍，“不屬于醫(yī)療事故”。去得多了，有律師私下和他說，“你讓我給你代理這件事，不過你要給我付費，先拿出一萬塊錢來，我?guī)湍愦蚬偎?rdquo;。
他沒有錢，唯一能幫襯他的母親也拿不出一萬塊錢。一次，母親在四川電視臺看到有求助熱線，記下來，讓他打電話試試。
今年2月，四川電視臺《黃金三十分》欄目播放了鐘嘯偉的事情，他盼了很久，等疾控中心的人來找他，卻也沒了下文。
王素珍覺得，鐘嘯偉現(xiàn)在的模樣，像極了小時候，“我下班回來，看他佝著脖子，把頭埋進衣領里，縮在那里，問他怎么了他也不說，我就知道，肯定是在外面受欺負了”。
12月初，許多媒體注意到了鐘嘯偉，事情開始有了轉(zhuǎn)機。
四川英濟律師事務所律師歐陽九、佘勇決定免費為他提供法律援助。
按照鐘嘯偉的意愿，他們提起了民事訴訟，將成都市疾控中心列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列為第二被告。
在起訴書里，鐘嘯偉想要的“說法”主要包括3個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檢測網(wǎng)絡中更改錯誤登記信息；第二，一份書面的道歉；第三，賠償從2008年至今造成的經(jīng)濟損失和精神損害。
歐陽九律師表示，這個案件證據(jù)過硬，勝訴的可能性很大。
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區(qū)法院受理了案件，開庭時間尚未確定。
王素珍歲數(shù)大了，很難下樓走動，聽到這個消息，逢人就說，“我幺兒的事情立案了，他是被冤枉的，沒有艾滋病”。
她曾經(jīng)問過兒子，案子判以后打算怎么辦？
鐘嘯偉低著頭，“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要結(jié)婚嗎”，“不結(jié)了”。
王素珍心里都盤算好了，“希望他能拿到一些賠償，把醫(yī)保和社保補上，然后開個飯館”，她頓了頓，“和他兩個哥哥和好”。（記者 羅芊）
轉(zhuǎn)自：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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