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以明清歇家為例：準確把握歷史的細節(jié)和碎片

 

　　仲偉民先生《在歷史小碎片中發(fā)現(xiàn)大歷史》一文讀后讓我很受啟發(fā)。他強調(diào)：“歷史研究固然需要注重宏大問題的探討，更應關注歷史細節(jié)問題的研究，甚至歷史細節(jié)問題、具體問題的研究更為重要。因為，歷史細節(jié)盡管是小問題，但不見得就不重要，這些細節(jié)或歷史碎片可能恰恰是歷史解釋的一個重要關節(jié)點。如果這些細節(jié)不清楚，我們的宏觀判斷就沒有基本的事實依據(jù)。”他以《明清歇家研究》為例對自己的觀點做了具體說明，認為“這項研究成果的意義巨大，可以說是從歷史碎片中發(fā)現(xiàn)大歷史的一個典型成果”。通過這項研究，可以看出“歇家類群體在明清社會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遠超士紳、胥吏衙役以及其他勢力群體”，從而可以推翻鄉(xiāng)紳社會說、宗族社會說、鄉(xiāng)村自治論等傳統(tǒng)觀點。的確，《明清歇家研究》是胡鐵球先生長期研究的結(jié)晶，全面探討了歇家在經(jīng)濟、社會、法律等各個領域發(fā)揮的重要功能，并試圖通過歇家觀察明清社會轉(zhuǎn)型的軌跡，堪稱歇家研究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其中有些內(nèi)容和觀點，前人雖然已有論述，但遠不如此書詳細豐富；有些則是作者的獨到見解，如“歇家牙行”“職役”性歇家、“解戶歇家”等等。

 

　　不過，在仔細拜讀了仲先生的文章和胡先生的著作后，我也產(chǎn)生了一點疑惑：歇家類群體在明清社會中真的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發(fā)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嗎？既然是“從歷史碎片中發(fā)現(xiàn)大歷史”，我們就需要檢視一下胡先生挖掘的各種細節(jié)、拼綴的各種碎片是否完全合乎實情。我個人感覺，胡先生描述的歇家的一些重要職能，是否成立還值得進一步斟酌?；蛘哒f，胡先生可能在無意中給普通歇家附加上一些本不存在的職能。限于篇幅，僅舉數(shù)例略作辨析：

 

 

　　胡先生多次提到“在京法司歇家”，其依據(jù)是他對張永明的一段話作如下理解：“在京法司，多系犯人自納本色紙張，或令歇家代送南京各衙門，亦各自有常用人役，如歇家、門庫、斗子之流，雖非事體，然平價使之轉(zhuǎn)賣，以一衙門之人供一衙門之役猶可也，而乃拘鋪戶，其誰堪之。”胡先生據(jù)此指出：“在京法司衙門亦有常設之歇家，其也是該衙門之役，從‘平價使之轉(zhuǎn)賣’，這里歇家?guī)в猩虡I(yè)性質(zhì)。”又說：“在這里，歇家搖身一變成了‘一衙門之人’，其職責是代送犯人的物品及‘平價使之轉(zhuǎn)賣’，實際上是承包‘在京法司’物品的輸送和轉(zhuǎn)賣。這為歇家出入衙門、干涉案件審理提供便利。”

 

　　我感覺，這段話似應如下標點從而分為兩半。前一半為：“在京法司，多系犯人自納本色紙張，或令歇家代送。”所說乃北京法司之事，明朝犯人例要“納紙”，當時在京法司審理的犯人，大多是自己送納，也有讓歇家代送的，此處歇家并無特別意義。后一半為：“南京各衙門，亦各自有常用人役，如歇家、門、庫、斗子之流，雖非事體，然平價使之轉(zhuǎn)賣，以一衙門之人供一衙門之役，猶可也。而乃拘鋪戶，其誰堪之。”所說乃南京之事，所謂“歇家、門、庫、斗子之流”，是統(tǒng)指南京各衙門人役而言，張永明并未將歇家與法司相對應。胡先生認為歇家為在京法司常設職役，甚至說歇家“實際上是承包‘在京法司’物品的輸送和轉(zhuǎn)賣”，恐系將兩京事情混在一起造成了誤解。

 

 

　　胡先生指出，“明朝官兵住歇家似成常例，出現(xiàn)專門的‘兵歇家’”，并引鄭若曾之言為證：“其言：‘如有一隊為盜者連坐，更取各兵歇家甘結(jié)，如所歇之人為盜者，以知情論。晝則分派各教師、訓習、武藝，三、六、九領兵官集至教場操練；夜則置簽飛閘幾隊，以驗各在歇家否，不在者究其去向，責其隊長與房主人。’顯然歇家為‘房主人’，并具有管理軍士的職責。”當時東南倭寇猖獗，官兵、民壯、弓兵皆不堪用，只得另雇勇夫、水兵，但對這些人缺乏管理和訓練，甚至出現(xiàn)“為兵者不惟不能捕盜而反為盜”的現(xiàn)象。所以鄭若曾建議加強監(jiān)督以防止兵變?yōu)楸I，其方法一是“各取其本隊甘結(jié)，保此一隊不更為盜”；二是“取其鄰隊伍相甘結(jié)，如有一隊為盜者連坐”；三是“取各兵歇家甘結(jié)，如所歇之人為盜者，以知情論”。同時，白天將他們集中起來訓練，夜間則進行抽查，如發(fā)現(xiàn)有士兵未在歇家住宿，其隊長與歇家都要受到懲責。明代除前線或戰(zhàn)時外，對于長期駐防的士兵，無論是官兵還是募兵，往往不提供營房，他們或在自家或自行租賃住處。鄭若曾所說“歇家”或“房主人”，即指募兵租住寓所或房主，并非專門的“兵歇家”。明代客店或房主對住客例有擔保責任，如租住士兵犯罪，歇家要連帶受罰，但似乎難說他們“具有管理軍士的職責”。

 

　　胡先生還謂戚繼光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兵歇家”，并摘引一些例證。如言：“各兵遠來，原為保障地方。不幸有病，地方主家當為調(diào)理，何乃忍視仆臥當街……應著原歇之家，領回調(diào)理?；蝌?qū)逐不容，及調(diào)理不善，至傷本兵者，歇家抵罪。”我認為，戚繼光所說“地方主家”“歇家”，與鄭若曾所說“房主人”“歇家”含義相同，似乎看不出他們屬于專門的“兵歇家”。胡先生還指出：“與鄭若曾一樣，戚繼光也給予了歇家一定的權(quán)力，如其規(guī)定士兵‘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禍福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于街上，或歇家，喚二三個軍來問之，照不知條內(nèi)，查治所由’。這里的歇家儼然一軍官，可問責于軍士。”軍隊發(fā)號施令，必然層層傳達，為了保障傳達的準確性，戚繼光要求“傳諭口令、抄謄文字”時必須嚴格依照原文，為了檢查號令是否真正傳達到每個士兵，所以要讓“巡視旗”在街上或歇家隨機抽查，如有不知號令內(nèi)容者，就要查明其原因并懲治相關人員。我個人認為，負責隨機查問的是“巡視旗”，而并非歇家，因此并不存在歇家“儼然一軍官”的情況。

 

　　根據(jù)上引鄭若曾、戚繼光之說法，胡先生斷言：“明朝‘兵歇家’是廣泛存在的，并具有一定的職權(quán)和責任……‘兵歇家’從普通的歇家轉(zhuǎn)為具有管理軍營職責的過程，可視為歇家向衙門‘職役’轉(zhuǎn)換的歷史背景中的一個特殊縮影。”明朝確有很多士兵寄住“歇家”，但這種歇家應當就是普通的房屋出租者或旅館經(jīng)營者，并非專門的“兵歇家”。若果如此，則胡先生所說明朝“兵歇家”參與軍隊管理，甚至向“職役”轉(zhuǎn)換等一系列新穎論斷，恐怕都要重新考慮了。

 

 

　　胡先生提到“在明代發(fā)驛站服刑的犯人，也由保歇（保人）看管驅(qū)使，并居住其家：‘驛遞之官雖卑，生死之權(quán)實重，諺云活軍死徒，蓋發(fā)站之徒率有五等。一等頗有身家，……一等才能可用，或圖衣食私役于積年保歇之家，或求親幸聽差于衙門，奔走之事甚有，役滿之后依戀不歸者。’”胡先生所引這段文字，出自呂坤《風憲約》。呂坤將驛囚分為五等，胡先生抄錄了其中前四等，未抄一等是：“一等百事無長，一貧如洗，官吏要索不遂，棰楚常加，牢頭買免無錢，凌虐備至，饑寒無策，疾病不恤，及至死亡，只費故紙一張耳。此等之人，常居其半，守令首當注意者也。”

 

　　明代驛囚需有保人，但這些保人是否都是歇家，尚待斟酌。呂坤除在本段提到“牢頭”，在緊接此段的文字中，還提到“驛遞有沖，有次沖，有居民多至數(shù)百家者，有不及百家者”，考慮到地僻戶少的驛站，在驛囚犯太多不易存活，所以他要求查報各驛居民和囚犯多少，但同時警告：“如官吏厭懼囚多，故捏監(jiān)墻傾圮、店舍稀疏者，核實提問。”呂坤還提到：“囚房狼狽傾頹，驛遞尤甚，何者？丞使痛癢不關，守令耳目不及，錢糧無所措處，興作誰肯申呈？是以淺隘之房，卑濕之地，漏雨穿風，浸泥濡水，盛暑蒸溽，大寒凄烈，人非木石，安能二三年不病且死哉！”從呂坤所說情況看，當時驛囚應是居住在囚房而非歇家。再者，呂坤所說五等驛囚之中，只有第四等中提到“積年保歇之家”，胡先生標點似亦可稍加調(diào)整：“一等才能可用，或圖衣食，私役于積年保歇之家；或求親幸，聽差于衙門奔走之事。甚有役滿之后，依戀不歸者。”我認為，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此等有點才能的驛囚，為了獲取衣食之資，或私自為保歇工作，或在衙門里跑腿，因為有一定的收入，甚至服役期滿也不愿回家。從中似乎看不出“由保歇（保人）看管驅(qū)使，并居住其家”的制度安排。

 

 

　　胡先生認為，“明清政府把犯人解押的職責往往交于歇家”，而歇家利用這種“解戶”的身份介入了司法領域。胡先生提供的主要證據(jù)之一，是于成龍所說“（歇家）解人犯則包攬打點行賄，更有主唆扛幫之弊”。括號內(nèi)“歇家”二字，系胡先生所加，其理解是否符合原意呢？先看于氏原文：“省會府縣歇家，最為作奸犯法之藪，故定例，歇家與衙蠹同罪，法至嚴也。其在省會府城者，外府州縣解錢糧，則包攬投納使費，更有洗批挪移之弊；解人犯，則包攬打點行賄，更有主唆扛幫之弊。”我認為，結(jié)合前后文看，于氏是說在省會、府城的歇家，利用外府州縣解錢糧、解人犯的機會，從中作奸漁利，負責解人犯者似乎并非歇家。胡先生還提到于氏曾使用“解戶歇家”一詞：“一家贏了一家輸，訟師挑撥焰更熾。道府告過又到司，更將院狀包投遞。聳動發(fā)審與親提，上司差票如雷厲。解戶歇家爭共攢，罪名贓贖誰相替。連年屢月不得休，貸盡親朋賣田地。妻啼子哭家業(yè)消，訟師衙役欣得意。”這是一首規(guī)勸百姓息訟的詩歌，其中“解戶歇家爭共攢”一句，從“共攢”二字可知，“解戶”與“歇家”是兩類人，不能連為一詞理解為負責解送人犯的歇家。

 

　　胡先生還談道：“最能反映‘解戶歇家’大規(guī)模存在的是乾隆皇帝的一道諭旨，乾隆五年（1740），乾隆皇帝批準刑部酌議條例，規(guī)定州縣遇有罪犯笞杖應遞回原籍案件，犯事所在地的承審衙門不得先責后解，應于接遞人犯移文票內(nèi)注明該犯罪名并不應收監(jiān)字樣，中途接遞州縣將該犯押交坊店歇宿，嚴禁濫行收監(jiān)，于移回原籍地方后查明折責?；突褪ブI既已許可押交坊店歇宿，不提倡寄監(jiān)過站的做法，可見‘解戶歇家’在清代前期是得到官方許可，且得到廣泛推行的。”查《清實錄》所載此旨原委，先是陜西按察使倫達禮奏稱：“州縣官承審自理事件，笞杖輕罪人犯遞回原籍安插收管，每多乘病押解，不獲延醫(yī)調(diào)治，卒斃中途，殊堪憫惻。又各州縣接遞人犯移文票內(nèi)，未開何項名色，是以不分遞回安插收管，一概收禁，不無禁卒凌虐之弊。”并提出相應的改善建議。刑部采納其議，要求“承審衙門于遞解文內(nèi)，注明該犯罪名并不應收監(jiān)字樣，前途接遞州縣，將該犯押交坊店歇宿，不許濫行監(jiān)禁”。笞杖輕罪人犯情節(jié)輕微，如乘病押解或笞杖后解，很容易中途死亡；此等輕罪人犯不應收監(jiān)，但如果移文票內(nèi)不予注明，沿途接遞州縣不知其罪行輕重，往往一概收監(jiān)。倫達禮的奏疏，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而發(fā)。所謂“差押坊店歇宿”“押交坊店歇宿”，是針對“接遞州縣”的差人而言，并非是讓歇家押解犯人。

 

　　胡先生總結(jié)指出：“歇家作為在京法司的專門職役以及以‘保歇’（保家）名義看管驅(qū)使犯人，并成為監(jiān)獄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僅見到明朝史料有明確記載，至于其具體的興廢時間，其沿革及變化的原因，……而‘解戶歇家’在清乾隆時期還大量存在，乾隆以后卻不見記載，其廢除時間亦不得而知，亦有待今后的考證。這類歇家的興起與廢除，應能間接反映中國基層社會組織結(jié)構(gòu)的演化，值得我們繼續(xù)關注。”通過以上檢證，我感覺所謂“在京法司歇家”“解戶歇家”等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當然也就談不上興起、沿革與變化，也不可能據(jù)以觀察基層社會組織結(jié)構(gòu)的演化。

 

　　以上只是針對《明清歇家研究》提出的一些新觀點，談了點個人不成熟的看法，并非對這部大著的全面評論。在我看來，《明清歇家研究》無疑是近年來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領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提供了觀察明清基層社會的一個新視角。但相關史料紛雜瑣碎，各地情況千差萬別，處理起來頗為繁難。如何準確辨析歇家的具體職能，怎樣適當確定歇家的歷史地位，歇家群體的地位、作用與影響是否“遠超士紳、胥吏衙役以及其他勢力群體”，能否據(jù)此否定鄉(xiāng)紳社會說、宗族社會說、鄉(xiāng)村自治論等傳統(tǒng)觀點，都需要學術(shù)界做出進一步的探究和思考。（作者：高壽仙單位：北京行政學院校刊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