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全面改制沖刺“最后一公里” 形神俱新是關鍵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fā)《中央企業(yè)公司制改制工作實施方案》，明確今年年底前，國務院國資委監(jiān)管的中央企業(yè)要全部完成公司制改制，這意味著央企將全面步入公司制時代。

　　2017年底基本完成國有企業(yè)公司制改革，是5月國辦《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yè)法人治理結構的指導意見》中提出的目標。6月26日，由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六次會議再次明確了這一時間表。根據這一時間表，2017年年底前，除中央金融、文化企業(yè)外，按照全民所有制工業(yè)企業(yè)法登記、國資委監(jiān)管的中央企業(yè)全部改制為按照公司法登記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底，國資委監(jiān)管的中央企業(yè)各級子企業(yè)公司制改制面超過92%。101戶中央企業(yè)中，仍有69戶集團公司為全民所有制企業(yè)，集團總部資產總額7.97萬億元；近5萬戶中央企業(yè)子企業(yè)中，仍有約3200戶為全民所有制企業(yè)，資產總額達5.66萬億元。

　　僅看數字，2017年下半年這段時間的改革任務，象征意義似乎大于實質意義，多數央企已然完成改制。但改革實踐證明，對央企改制來說，不留“爛尾樓”，不存“釘子戶”，恰恰是極為重要的。央企改制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至今已二十余年，仍有“硬骨頭”未能啃完，說明央企改制剩余這部分“未竟之功”，乃是“最難啃”的一部分。以此而論，能在如此緊迫的期限中，將央企改制收尾，也證明本屆政府推進改革的決心和能力，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單就央企改制本身而論，其實等待收尾的還是一個“老任務”。改制的內容，仍是“推進董事會建設為重點，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實現權利和責任對等”；改革針對的弊端，是未改制央企“不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容易導致效率低下，缺乏約束與激勵機制”。但此次央企改革時間點有一個特殊之處，是中國市場經濟正面臨一個重要關口。此輪變革，是從所有制層面著手的重建，其企圖心與影響，或許不亞于1950年代的公私合營，以及1970年代末期的包產到戶。

　　央企改制在2017年底前基本完成這個事實，似乎可以認為是對未改制的、傳統(tǒng)的“全民所有制”企業(yè)制度的揚棄，但絕不是“放棄”。從此前的萬科股權風波，以及一些民營企業(yè)主動設立黨委等一系列市場變動來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強度可能被大大低估了。未來中國市場經濟組織形式，仍然存在著很大的想象空間。它不會是“全民所有制”的，甚至不是“國有”的，但也很可能不再有那么純粹的“民營”，而會出現越來越多更為復雜、更具機動性與靈活性的產權組織形式。

　　中國國企改制，原本就把“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yè)制度”作為目標，在機制設計中，在出資人、董事會、監(jiān)事會、經理層之外，還預留了黨組織的權責空間。對中國這樣一個體量巨大的經濟體來說，既然已經強調了特殊性，那么僅僅照搬一般意義上“改制”定義，已經很難描述未來央企和國企的改革內容。

　　當下，央企改制的內涵、期望與可能的風險，可能會有更大的拓展。任何改革，要有新意思，不能新瓶裝舊酒，不能換個馬甲敷衍了事，于央企改制，就應是“形神俱新”。同樣，任何改革，要避免重蹈覆轍，就要吸取歷史教訓。央企改制二十余年，老教訓不少，也有新問題出現。比較突出的，如一些國企股權結構撲朔迷離，公司結構含混不清，甚至未經相關批準審核程序，就通過種種運作，莫名成為事實上的私人所有企業(yè)。由于現代金融市場的復雜性，類似問題很難被發(fā)現，即使發(fā)現了，也很難問責。這樣的問題，已經近乎巧取豪奪，比起單純的改制改成“新瓶裝舊酒”，危害性要大得太多。

　　公司制改革，是要利用公司制度的現代性、透明性，提升效率、保障公平。因此，改革過程中，既要避免走過場，簡單“翻牌子”，更要防范在基礎監(jiān)管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公司制度的復雜性被利用成為竊取國家利益的陳倉小道。這“最后一公里”，任重道遠。

 

　　轉自：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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