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所見彩繪龍盤（左）與二里頭遺址所見綠松石龍形器。我們是“龍的傳人”。
編者按：前不久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訪華期間，與習近平主席在故宮有一段關于中國文明源流的對話，激起了公眾對此一問題的熱烈關注。本報11月15日刊發(fā)陳民鎮(zhèn)先生《中國文明是否是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一文，受到廣泛關注，引發(fā)頗多討論。限于篇幅，該文對一些問題論述較為簡略，于是，有很多人提出疑問：:中國是否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原腹心地帶以外的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可否算作中國文明？冶金術、馬車等外來文化因素是否影響中國文明的原生性？……為此，我們邀約陳民鎮(zhèn)先生撰寫此文，對其觀點作進一步的論證，以饗廣大讀者。
中國文明正如孕育它的黃河與長江，波瀾壯闊，綿延不絕。溯源而上，它的上游卻茫昧不清。
三皇五帝夏商周，這是傳統(tǒng)的古史框架。殷墟的發(fā)現(xiàn)證實了商代歷史的可信，然而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朝，卻招致不少質(zhì)疑。
中國近一個世紀以來的考古學發(fā)展，極大推進了我們對早期中國文明的認識。什么是中國文明、中國文明是否獨立起源、中國文明如何起源、中國文明何以延續(xù)至今等等問題，都可以得到更合理的答案。
正名：何謂中國文明
1995年，巫鴻先生的《中國早期藝術和建筑中的紀念性》一書在美國出版，反響強烈，有贊譽，也有批評。
貝格利先生是批評者之一。他數(shù)落了巫鴻的一些罪狀，其中就包括：現(xiàn)在中國版圖內(nèi)的早期藝術，都是“中國”的么？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先民，他們說漢語么？江浙的良渚文化先民，他們說漢語么？他們能算是“中國人”嗎？
在貝格利參與撰寫的《劍橋中國上古史》中，他對中國學者習稱的“中國文明”多有指責：古代中國的研究長期被“中國文明”這個未能很好定義且立足于后世想象的概念所扭曲。
正值科索沃事件爆發(fā)，李零先生撰文聲援《中國早期藝術和建筑中的紀念性》，還將這一事件比作“學術科索沃”，意在批評某些西方學者的“學術霸權”。
霸權主義是大帽子，西方學者肯定不樂意承受。
民族主義也是頂大帽子，“中國文明”“夏朝”“中華上下五千年”“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等，往往被扣上民族主義的帽子，中國學者也不樂意承受。
究竟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文明”？“中國”是永恒的么？這是近年的熱點話題。韓建業(yè)先生《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fā)展》一書便直接受到“學術科索沃”的啟發(fā)，李零、葛兆光、許宏、何駑、李新偉等先生也圍繞何為“中國”展開了探討。
“中國”的概念是不斷發(fā)展的，它的地理空間和文化內(nèi)涵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它也有不變之處。
如果將“中國”理解為現(xiàn)今國土范圍內(nèi)的空間概念，“中國文明”的說法無可厚非，不過是為了指稱方便罷了。
當然它還有進一步的合理性：一者立足于中國文明的連續(xù)性，現(xiàn)今的中國文明與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序幕的確有血脈的關聯(lián)；二者立足于中國文明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的多元一體，若不置諸廣闊的空間背景，就無法理解中國文明的演進歷程。
蘇秉琦先生將中國境內(nèi)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六大區(qū)系（分別是：1.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2.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3.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4.以環(huán)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5.以環(huán)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張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國相互作用圈”。李新偉先生強調(diào)“中國史前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wǎng)”。六大區(qū)系間的“相互作用”與“遠距離交流”，正是“中國文明”產(chǎn)生的重要背景。
“中國”“華夏”“諸夏”之類的觀念，雖有族群認同、地域認同，但更多的是文化認同。“中國文明”的成立，即建立于這一文化認同的基礎之上。
中國文明的一些特質(zhì)，在很早的時候便已確立。其中“禮”至為關鍵。
錢穆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話：“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
“禮”是什么？它很抽象，它流淌于中國文明的血脈之中；它也很具體，具體到青銅器、玉器等實物之上。
中國的“禮”通常被翻譯作ritu?al，但二者很難對等。“禮”跟今天所說的禮儀、禮貌不是一回事，與風俗習慣也不是一回事。它貫徹于禮制，滲透于禮典，它與宗教息息相關，又參與了政治權力的實踐。
“禮”的核心是等級，它是社會復雜化的結(jié)果。禮不下庶人，它與老百姓沒有直接關系。
這樣的“禮”，有人希望繼承發(fā)揚，有人斥作“吃人的禮教”。無論如何，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明。
卜工、陳剩勇等先生認為，中國文明起源的標志是“禮”，它在新石器時代已經(jīng)萌生，確立了中國文明的基調(diào)。
漢儒何休有云：“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在古人心目中，“禮”是野蠻與文明的分野、四夷與華夏的分野。
古書說舜出自東夷，禹出自西羌，周文王出自西夷，孔子“欲居九夷”，不管是否所謂“蠻夷”，只要接受“禮”，便可納入“中國”。此所謂“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愈語），四夷皆可為“諸夏”，皆可為“中國”。
至遲在距今4300年的“龍山時代”，中國境內(nèi)不同族群和文化間的交融加劇，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已然確立。諸如牙璋、青銅禮器等反映精神文化的器物廣泛分布于大江南北，可以看出中國境內(nèi)諸文化同質(zhì)性的加強。
“中國”不在于血統(tǒng)，不在于地域，更多地在于文化傳統(tǒng)。中國文明強大的向心力和向外輻射的影響力，均要在此基礎上加以理解。
自源：中國文明的原生性
中國文明究竟是土生土長，還是自外輸入的呢？
在古代，這肯定不是問題。向來都是“中國”輻射周邊，哪有“華夏”是舶來品的道理？
隨著歐洲資本主義向外擴散，中國文明西來說逐步登上歷史舞臺。19世紀末，英國學者拉克伯里提出黃帝是從古巴比倫遷來的。此外，還有人認為華夏始祖從埃及來的、印度來的、中亞來的，不一而足。
當時，中國不少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心空前薄弱，因而對西來說深信不疑。西來說也在暗示：中國文明落后于西方，由來已久。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發(fā)掘了河南澠池的仰韶遺址，這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發(fā)掘的序幕。他發(fā)現(xiàn)仰韶文化的彩陶與中亞的彩陶紋飾相似，于是提出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自西傳入的假說。
當時疑古運動極大沖擊了傳統(tǒng)的古史觀念，“三皇五帝”不再被當作信史，不少學者開始乞靈于考古學。安特生的考古發(fā)現(xiàn)，似乎為西來說找到了實證。
山東龍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陽殷墟的發(fā)掘是中國學者獨立開展考古工作的標志，自此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獨立發(fā)生、發(fā)展的脈絡愈益清晰。通過考古學文化序列和彩陶傳播路徑的研究，學者發(fā)現(xiàn)所謂的“彩陶之路”確實存在，只不過彩陶是自東向西傳播，而非過去認為的自西向東。
在學術界，西來說成為明日黃花。
但在所謂的“民科”圈子中，西來說仍頗有市場。如有些人認為三皇五帝實際上都是古埃及的某某法老；有人認為周朝是猶太人建立的，因為Jew（猶太人）的發(fā)音類似于“周”（實際上“猶太人”的希伯來語發(fā)音與英文單詞Jew相差甚遠）；還有人稱，據(jù)他對《山海經(jīng)》的研究，中國文明就是西來的……
先秦史是“民科”的重災區(qū)，首當其沖的是甲骨文、《周易》和《山海經(jīng)》。
中國文明為什么不是西來的？這里要從“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文明”三個概念說起。
人類“走出非洲”說是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走出非洲”包含兩個層次：一是人科動物走出非洲，二是現(xiàn)代人的祖先走出非洲。目前的線索表明，人科動物起源于非洲，他們不止一次向世界其他地區(qū)擴散，但只有十多萬年前的智人笑到最后。
盡管一些國內(nèi)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研究者仍從化石角度堅持東亞人種是連續(xù)進化、附帶雜交的，但分子人類學的研究，已經(jīng)從線粒體DNA和Y染色體DNA分別證實全球現(xiàn)代人的母系和父系均根植于十多萬年前的非洲大陸，我們都是智人的后代。盡管現(xiàn)代人身上也混入了一些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遠古人類的基因，但是微乎其微。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北京人、元謀人等等，都是已經(jīng)滅絕了的遠古生物。
大約兩三萬年前，智人的一支進入現(xiàn)在的中國境內(nèi)，我們所說的56個民族，基本都是他們的后代。
中國人的祖先的確是外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化與文明也是外來的。
廣義而言，“文化”包括人類的一切物質(zhì)和精神創(chuàng)造。因而自有“人”開始，便有了文化。但新石器時代之前的人類活動，可圈可點之處甚少。
一萬多年前，“末次冰期”結(jié)束，溫暖的間冰期到來，揭啟了新石器時代的序幕。真正有識別度、確立人類文化基調(diào)的“文化”，是在此時開始發(fā)生的。
西亞的先民開始培植小麥，黃河、長江流域的先民分別開始種植小米（粟）和水稻，是為“農(nóng)業(yè)革命”。更豐富的食物刺激了生產(chǎn)力的進步，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轉(zhuǎn)變，陶器成為人們的重要用具，定居生活趨于普遍。
以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為例，上山文化、裴李崗文化、興隆溝文化、后李文化、彭頭山文化等考古學文化逐步登上歷史舞臺。這些“文化”，都是自主發(fā)生的，它們是中國文明的基礎。
什么是“文明（civilization）”？不少人傾向于用西方學者的三要素（文字、青銅器、城市）來界定，“1+1+1=3”才是文明。
美洲文明缺乏銅器，印加文明甚至沒有文字，但沒有人否定它們是文明。早期歐洲的很多地方雖然使用銅器、鐵器，但遲遲未進入文明社會。
如果一個社會已經(jīng)產(chǎn)生國家，那么誰也不會否認它已經(jīng)邁過文明的門檻。文明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高級形態(tài)，社會復雜化是它的重要表現(xiàn)。
大約在5800年前，長江下游的崧澤文化和凌家灘文化已經(jīng)開始了社會復雜化的先聲，階級分化愈加明顯。而在5300年前崛起的良渚文化，則被視作“中國五千年文明的實證”。
良渚古城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城墻有40到60米厚。良渚古城、“土筑金字塔”莫角山（上有宮殿基址）以及周邊的水壩，堆筑土方量約為1200萬立方米。據(jù)推測，完成這樣的工程，至少需要1000人連續(xù)工作十年。沒有相應的社會調(diào)動能力，這是難以想象的。
良渚文化的墓葬、居址、聚落都反映出嚴格的等級區(qū)分，儼然是金字塔式的社會結(jié)構。鼎、豆、壺、璧、鉞、琮等禮器，都見于良渚文化。中國文明的重要特質(zhì)“禮”，或已出現(xiàn)。
在20年前，良渚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尚有爭議。而隨著良渚古城以及周邊水利工程的發(fā)現(xiàn)，良渚文化屬于“文明”已經(jīng)沒有什么疑義。
良渚文化的發(fā)生，根植于上山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等考古學文化，它是本土發(fā)生的文明。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消亡，但它的一些文明要素，在夏商周三代文明中時有閃現(xiàn)，它融入了中國文明的肌體。
據(jù)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的說法，世界獨立發(fā)展的文明主要有六支，分別是古代的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國、中美洲和安第斯。是為六大原生文明，中國文明是其中之一。
中國文明自主發(fā)生，但并不意味著它在發(fā)展進程中沒有與外界進行交流。遠在絲綢之路出現(xiàn)之前，中國文明便與西亞、中亞有著間接的接觸。小麥、黃牛、綿羊、山羊、馬、戰(zhàn)車、青銅冶煉技術等逐步傳入中國，為中國文明的發(fā)展注入了活力。
我們并不能因此說，這些外來因素影響了中國文明的原生性。中國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生于斯、長于斯，與今天的中國人血脈相連。中國文明的產(chǎn)生也不是建立在冶金術、小麥、戰(zhàn)車等基礎之上的，它們主要是“龍山時代”之后傳入的，中國文明在此之前便已確立基本框架。它們傳入之后，也并沒有改變中國文明的性質(zhì)。
金屬冶煉技術是當時的高端技術，它是否外來尚存爭議。但無可置疑的是，我們的祖先在掌握冶金術之后，又作了進一步的改進與提高，塊范法和失蠟法的高超運用成就了獨一無二的“中國青銅時代”。中國古代的青銅器主要是禮器和兵器，實用工具比例很小。原先用陶器制造的鼎、豆、壺等禮器，換成了青銅質(zhì)地，但它們“禮”的內(nèi)涵沒變，中國文明并沒有因此喪失了自身的特質(zhì)。
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相互學習是很正常的事，人類的發(fā)展歷史，本身是技術和物種交流的歷史。我們不能因為冶金術不是最早出現(xiàn)于古埃及，便否定古埃及文明的原生性；戰(zhàn)車是舶來品，但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先民同樣沒有發(fā)明權、。人類文明是多元的，早晚、優(yōu)劣之爭并無必要，由此生發(fā)的過度自尊或自卑更無必要。
源遠：中國文明的誕生
在傳統(tǒng)的觀念中，中原是中國文明的核心，所謂的四裔，都曾經(jīng)是蠻荒之地。
越國雖在戰(zhàn)國時期武力顯赫，但越人斷發(fā)文身，在中原人士眼中并不開化，或者說是沒有“禮”的。若非考古發(fā)掘，誰能想到四五千年前的長江下游是極為耀眼的文明重鎮(zhèn)。
長江中游被視作南蠻之地，但無論是新石器時代的屈家?guī)X文化、石家河文化還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楚國，都曾獨樹一幟。
在考古發(fā)現(xiàn)面前，過去的中原中心說受到極大沖擊。蘇秉琦先生曾提出“滿天星斗”說。中國文明誕生的前夜，的確星空璀璨。
長江下游的社會復雜化進程最為典型。在崧澤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鋪墊下，良渚文化強勢崛起，并且向外擴張。按許宏先生的話說，良渚文化成為當時最亮的一顆星。
在此前后，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上游的馬家窯文化、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群、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guī)X文化等也發(fā)展迅速。
有人說良渚文化消亡了，它與中國文明便沒有關系。實際上，良渚文化衰亡之后，當?shù)夭⒎窍萑胛幕瘮鄬?，近年來確認的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可以說是它的后續(xù)。更何況，良渚文化的鼎豆壺禮器組合、玉琮等玉器、神人獸面紋等等文化因素都對后來的中國文明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距今4300年是個轉(zhuǎn)折點。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等文化都進入尾聲，山東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晉南的陶寺文化、陜北的石峁文化、甘青的齊家文化、江漢的石家河文化、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等崛起，“龍山時代”呼之欲出。
“龍山時代”之際，多元一體的進程加劇，人群流動空前活躍，中國文明面臨新的整合與飛躍。
歷史的聚光燈，從浙江良渚轉(zhuǎn)到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
古書記載，此地是“五帝”之一帝堯的都城平陽。陶寺發(fā)現(xiàn)有約280萬平方米的城址、成組的樂禮器、有朱書文字的陶片、天文觀象臺以及少數(shù)銅器。更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與良渚文化一樣有著鮮明的社會分化。
不少人認為，陶寺就是傳說中的堯都平陽。
也有學者主張它與夏朝有關，陶寺所在的晉南盆地正是文獻中的“夏墟”所在。
陶寺的崛起，似乎不是本地文化的自然演進。陶寺文化的早期出現(xiàn)了許多來自周邊的文化因素，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東方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
陶寺的衰落也是非正常的事件。自中期開始，陶寺文化似乎改頭換面，涌現(xiàn)了大量來自北面的文化因素。到了晚期，陶寺的外來人口劇增，早中期的大墓被有意識地破壞。
有人因此猜想，《竹書紀年》所記載的堯晚年為舜所囚可能是歷史事實。
我們不妨換一個視角。傳說中的堯、舜雖然活躍于晉南，但有一些線索暗示他們來自東方。倒是代虞而興的夏禹，似乎有西北羌戎的背景，“禹生自西羌”之類的說法在古書中不勝枚舉。
陶寺的北邊，是近年發(fā)現(xiàn)的石峁古城。它位于陜北神木，面積達400多萬平方米，規(guī)?？涨?。與更早的良渚古城、同時期的陶寺古城不同的是，它是石頭堆筑的，而非通過夯土筑成。
石峁文化與甘青地區(qū)的齊家文化關系密切，它們所分布的地帶，正是后人眼中的羌戎之地。
陶寺考古隊隊長何駑先生認為，陶寺晚期已成為附屬于石峁權力中心的殖民地。
距今4000年左右也是一個轉(zhuǎn)折點：這一時期氣候波動劇烈，水旱失調(diào)，很可能是傳說中大禹治水的歷史背景；這是傳說中夏朝建立的時間點；這也是以石峁為代表的北方勢力大舉南壓的時間點。
我們不妨有更多的聯(lián)想。
大約在距今3800年左右，石峁、陶寺都淡出歷史舞臺，“龍山時代”宣告終結(jié)。經(jīng)過新砦期文化的醞釀，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橫空出世。
陶寺雖然有王都氣象，但考古學所觀察到的勢力范圍暫且局限于晉南盆地。而二里頭卻不局限于伊洛流域，它的勢力范圍空前擴大，被視作真正的廣域王權國家。
李旻先生將龍山社會分為高地和低地兩部分。二里頭文化身上流淌著高地龍山社會（包括陶寺、石峁、齊家）的血液，也融入了東部低地龍山社會的文化。多元一體的進程進一步加快了。
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的全部或部分屬于夏文化，認為二里頭就是夏都斟鄩。但從時間上講，如果二里頭文化與夏有關，也只能是“少康中興”之后的夏。
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先生稱二里頭為“最早的中國”，何駑先生認為陶寺才是“最早的中國”。無論如何，它們都是“中國文明”震撼人心的史詩序章。
有的人質(zhì)疑“中華上下五千年”，有的人則抹煞殷墟之前的中國歷史。雖然我們發(fā)現(xiàn)了殷墟之前的文明線索，但由于缺乏像甲骨文這樣自明身份的直接文字材料，我們?nèi)噪y以書寫詳細的早期歷史。值得欣慰的是，從良渚到到陶寺到二里頭，中國文明的早期圖景確乎愈益清晰了。
流長：中國文明的連續(xù)性
中國文明以其連續(xù)性著稱于世。近年來實施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強調(diào)“中華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綿至今的文明”。所謂的“世界六大文明”，就是前面提到的六大原生文明。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數(shù)千年來有著一貫的發(fā)展脈絡。即便是沒有受過古文字訓練的現(xiàn)代中國人，也能通過字形猜出一些甲骨文、金文。而古印度哈拉巴文明的文字至今無從破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若非羅塞塔石碑、貝希斯敦銘文這樣的材料被發(fā)現(xiàn)，可能仍無法解讀。
之所以如此，因為文明的承載者——人變了。埃及和兩河流域，如今是阿拉伯人的天下，語言、文字、宗教早已改天換地。至于年代相當于中國“龍山時代”的哈拉巴文明，則因為某種原因消亡，現(xiàn)在的印度文明是后來者雅利安人創(chuàng)造的。
中國文明何以能歷數(shù)千年而延續(xù)至今呢？
饒宗頤先生曾指出這與漢字的特點有關。歐洲的拼音文字遷就語言，隨著語言的分化、方言的出現(xiàn)，便產(chǎn)生了不同的文字系統(tǒng)。而漢字是形、音、義的結(jié)合，具有更強的穩(wěn)定性，雖然中國境內(nèi)方音各異，現(xiàn)代漢語與上古漢語的語音也相差甚遠，但漢字卻拉近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中國人的距離。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載體。經(jīng)典通過文字傳承，民族精神通過文字延續(xù)。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此后中國文明的一大主干。而儒家，正是三代大傳統(tǒng)的主要繼承者。
漢字至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但甲骨文不過是商人的占卜記錄，由于刻在龜甲、獸骨上，才得以保存至今。李學勤、裘錫圭等古文字學家都已經(jīng)指出，商代的主要書寫載體應該是竹簡。而簡冊易朽，難以保存下來。
甲骨文以形聲字為主，已然是很成熟的文字體系。很難想象，漢字一生下來就是白胡子老爺爺。
良渚、陶寺、二里頭等遺址也發(fā)現(xiàn)了不少刻劃符號，有的可以成句連讀。這些符號見諸陶器、玉器等器物，也是出于載體的特殊性而偶然存留至今的。它們很零散，也很難釋讀，但至少提示我們，中國有文字的歷史或許可以進一步上溯。
有的文明覆滅之后，原來的人可能還在，但文化上卻被征服者徹底同化。中國歷史上也不乏征服與被征服，中國文明卻沒有因此而斷裂。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處于半封閉的狀態(tài)，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原和荒漠，與其他地區(qū)的文明雖有接觸，但相互間的交流與沖突總體來說并不顯著。強勢如阿拉伯帝國，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給中國文明帶來危機。諸如波斯這樣的重要鄰國，則長期與古代中國維持良好的邦交關系。
至于中國境內(nèi)的各族群，很早便相互交融，它們是中華民族的前身。不同族群之間雖然互有爭奪，但都普遍對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有深切的認同。因此，無論哪個族群建立王朝，都自覺接過中國文明的接力棒。
多元一體的格局、強大的文化向心力，是中國文明連續(xù)性的重要保障?？梢哉f，中國文明的長河之所以奔流不息，很大程度上在它的發(fā)源時期便已經(jīng)決定了。（陳民鎮(zh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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